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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学述研讨会综述
2006年6月8一9日，北京市2006年哲学年会暨“人文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市哲学会共同举办。来自北京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多位专家与学者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对两大议题进行了讨论，即人文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
一、 人文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
人文精神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学者们认为，中国开放改革历经20多年，我们国家在这20多年间的飞速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也免不了一些缺失，而其中最重要的缺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所谓人文精神的缺失本身就是哲学精神的缺失。和谐社会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支撑。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需要我们对人的本性、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诸多关系；需要从义理上清晰地界定人性、人的命运、人的价值。和谐社会的最终载体是人，因此，人的问题必然成为和谐社会认真面对的问题。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执政的诚信问题、行业的欺诈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三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信仰危机等问题，固然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但是制度和法律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哲学角度看，这些问题也反映了价值体系处于弱势。如果说法律制度是硬件，那么价值体系就是软件。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人文精神。
北京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认为，人文精神，它是一种精神，不管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它就应该是一种关注人、理解人、为了人、信任人、依靠人，这样一种精神态度、这样一种方式。这种精神的内涵，可以通过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非理性形式表现出来，同样，理性的东西可能是很人性的，也可能是很不人性的，非理性也是这样。谈论智慧的理性、非理性，这都是在讨论形式，没有涉及智慧的内涵是人文精神，还是科学精神的问题。智慧既有科学精神，也有人文精神，这样说才是完整的智慧，不应把内涵和形式相混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雷永生教授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基本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创造的一种肯定和关注。人文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博爱精神，博爱也是一种胸怀。我们可以从基督教中吸取这种博爱精神。上帝创造了人和自然，把灵注入自然，不是破坏自然，而是把自然提升，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基督教讲两条，一是爱上帝，一是爱邻人，讲人和人之间的爱。摒弃人格神的观念，这种博爱精神是中国最缺少的，博爱是一个大课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杜丽燕研究员阐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外人文精神钩沉》一书，简略说明本书关于人文精神的主要观点，指出本书认为，人文精神西方有，中国也有。现在应该提出来的问题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支点是什么，中国人文精神的支点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并将人文精神的讨论引向深入。
韩震教授指出，构建和谐社会是目前我们国家一个重大的战略性变化。从原来提发展到现在提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对启蒙进行反思后的一种新科学观，其中体现了人文精神。哲学从产生以来就追求和谐的存在，中国哲学追求和谐，西方哲学也追求和谐。但鸡犬之声不相往来的那种绝对平均、没有差别、没有发展的和谐是低水平的。本来意义的和谐应该是一种有机的，能够使社会得到发展。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罗尔斯的正义社会都是为了社会更和谐的存在。
雷永生教授指出，现在提和谐社会，就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的不和谐现象，不和谐的状况非常严重，必须改变这种现状，没有这种共识，喊口号没有用，中国社会还是往下滑，在坠落。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的一个希望，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但是，社会和谐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首都师范大学陈新夏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学界较多的是进行概念的解释和状态的描述，但更重要的是问题意识。人和自然的关系涉及可持续发展，也涉及人和人的关系。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目标的讨论，而在于问题。现在的问题又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归根结底是利益问题，还有公平问题、效率问题。
二、哲学必须面对人文精神与建构和谐社会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人文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对哲学提出新的要求，哲学应当积极关注中国开放改革提出的深层理论问题，这是每个哲学研究者神圣的使命。在任何时代，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是当下的，而表现形式是理论的、思想的，以学科自身提问的方式表现出来。解决自身提出的问题，既是学科建设问题，也是深度关切、并思考社现实问题。
韩震教授指出，哲学、哲学家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哲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哲学有一种失落感。古代，哲学是所有知识的总和，那时哲学家承担的社会权重责任重大。现代，哲学是一个充分分化的产物，在众多学科中，哲学就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一种看问题的独特方法，随着现代知识的分化，哲学可能仅仅剩下批判思维，批判反思这样一种思维活动，这个特点是哲学独有的。哲学在社会服务中应符合自己的学科性特点，哲学能发挥作用，但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哲学不是决定什么，指导什么，而是和其他学科一起发挥作用，哲学要给自己找准位置，哲学家也要适应这种变化。哲学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精神文化伟人，现代文化处于一种多样分散化过程，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家，中国仍处于一个需要专家的时代，而不需要，也还未到一个完全整合多种知识出巨人的时代。
中央民族大学张继选指出，哲学总是有一种欲望，能够制造一种理论，制造一个功能，对社会有推动作用，这样的哲学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文化有特殊性，研究特殊问题，文化越特殊越好。哲学恰恰相反，要研究一般性问题，无论西方人、中国人，首先是人，哲学要研究人的一般性。哲学要想有理论，必须面向一般问题。大家不要忘记学术必须要有理论，而这样的理论也可以是一种多样性的繁华，如西方伦理学，它不研究某个社区的人的行为如何，而是研究一般人的行为模式，但是它有理论上的考虑，而且有多种伦理学理论。我们没有理论上的繁华，没有理论上的纷争状态，这样，学术就处于萎靡衰败，再过二三十年，理论上又是一片空白，又要向后依靠传统。我们总是把特殊的理论渗透到哲学中来，好像研究一般问题的专利只是西方人的，人家研究好了，我们就介绍，就运用。冯友兰先生也没有摆脱这种模式，他之所以非常成功，就是在他心中有一种西方哲学的模式，所以他能运用概念分析系统，但是冯友兰先生非常聪明，他没有简单地把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一一对照。
北京大学杨学功指出，哲学这个词，有没有一个属于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在这点上大家并没有取得共识。当年冯友兰先生建立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时候，按照他的说法，所谓中国哲学者，就是中国传统学问中某种东西可以西方哲学名之者也，我们把这个部分挑出来叙述之，这个就是普遍的哲学问题。比如说先秦子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今人义理之学，这些都是可以西方哲学名之者。金岳霖先生在审读报告中曾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普遍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把西方哲学当成普遍的哲学问题，虽然有武断地方，但这个问题是针对冯先生提出来的。冯先生对这个问题也考虑了多年，可以在他晚年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里看出，不是说哲学在中国，就有中国的哲学。人文学科，更多强调差异性，特殊性，而按照分析哲学，逻辑的分析，更加强调一般性、普遍性。
三、文本问题与学科建设
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哲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往往是在闹市的喧嚣相对沉寂之时。就形态而言，哲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往往表现为本学科为自己提出相应的命题。哲学如何解决学科发展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如何解决社会提出的问题。每当哲学面对自身的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归哲学文本。
张继选先生指出，我们总是在讨论文本，孔子的文本、道家的文本、德里达的文本。但是，我们没有勇气吞吐文本，直面问题本身，比如一般性的人性本身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东西是基础，他的话引发我们思考，但决不是哲学最重要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从来就不存在权威。研究哲学，历史上当然有一些文本，但是，我们心中直指的目标应该是问题，而不是文本。我们始终不要忘记我们研究的是什么，比如研究心灵问题，目标是问题本身，而不能盯着文本。
杨学功教授指出， 现在确实存在一种文本崇拜情结，我赞同这种提法：文本和问题相区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研究都强调学术性，马克思主义研究强调现实性，90年代以后，也强调学术性，文本研究甚嚣尘上，大家都研究文本，不研究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完全反对。文本准备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础，如果做哲学史研究这是可以的，但这是学问家的路子，哲学家的路子不同。哲学家要有学问家的潜质和基础，哲学家不仅仅是学问家，要在学问家的路子之后有所延伸、有所补充，补充什么？我赞同一个说法：对文本要有一种穿透力。
杜丽燕研究员指出，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史。对于研究者来讲，哲学史就是我们面对的文本。回归文本，就是研究哲学史。文本考据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信徒式的，带着崇敬的目光审视自己面前的文本，用读经的方式对待哲学文本。一种方式是考据式的阅读方式，对于传承知识，完善体系，考据式的研究是无可厚非的。它也是一种扎实的研究。第三种方式，是批判的态度。这就是尼采所说的，批判的历史。这种研究方式所持的态度是笛卡尔式的态度。也是哲学研究者必须应有的态度。所谓对文本的穿透力，其实就是一种最基本的哲学态度，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待文本，这样才能穿透文本。穿透文本，就是回到文本所赖以存在的那个时代，与那个时代的大量对话，去触摸它的脉搏，思考它的问题，然后再出来，用一种怀疑批判的态度，从中提炼出更新、更有价值的东西。
纵观本次会议，学者们讨论的问题比较广泛，这些观点将加深人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对于加强哲学学科的建设，规范哲学研究工作不无裨益。
彭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