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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学术观点

　　关于社区治理，提出破除面对面参与式治理想象的局限，将市场、政府等系统性力量有机地纳入社区治理分析和治理设计（见成果1-1），从而将“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增加“参与性/系统性”一维，升级为“党群组织-行政机构/社会组织-市场力量”的二维交叉分类框架（见1-2），并指出既需要在参与式治理利用好系统性治理的框架机制，也需要在系统性治理中融入参与性环节。

　　在以上基本框架基础上，（2-2）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为例，探讨了如何将社区参与与区、街道、社区三级的政府相关机构的系统性力量进行结合，形成“项目化”与“组织化”互促的社会组织培育新体系；（1-5）针对当前居民社区参与出现代际断裂，探讨了党建统筹下，如何重塑作为系统性力量的政府支持体系，以实现居民从“热闹型参与”向“价值型参与”的转变；（1-4）以小区物管会建设为例，探讨了在党组织领导下，针对物业服务质量和物业费标准相互牵制的“双低陷阱”，如何通过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的利益-权力置换，实现业主参与与作为系统性力量的市场化物业服务之间互促互强。

　　关于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提出党建组织力包含嵌入性与枢纽性两个维度（见1-3），嵌入性团结人，枢纽性调动资源。从社区、小区到楼门三个层次，嵌入性逐渐增强，枢纽性逐渐减弱，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在于促进两个维度在三个层面贯通转化。

　　在决策咨询方面，对未来首都发展提出以“都”定“城”、以“城”促“都”的总体思路（见3-1），并提出发展首都能力要注重三个维度的调整：集约、系统而不是粗放、碎片的发展方式；全面、循环而不是单一、单线的发展内涵；联合、联动而不是孤立的发展关系。

　　此外，在社会建设领域，以新单位制住宅供应为例，分析了中国社保福利体系不同西方福利体制的特点——有限非商品化保护下的“双轨制”（2-1）。劳动力的非商品化保护的范围和程度是衡量一国福利体制的主要学术思路。由于住房领域的非商品化保护对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积累构成挑战，危及资本主义式经济运转的核心，加之而中国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就是一个住房市场化与非商品化同时展开的矛盾进程，因而此过程中住房方面的非商品化保护空间狭小。中国城镇住房保障体制因而逐步演化成“大众型” “剩余型”的“双轨制”：范围有限的、面对“体制内”家庭的“大众型”社会住宅供应方式（不进行严格财产审查且住房条件较好）；面对普通大众的“剩余型”社会住宅供应（有严格财产审查且住房条件相对差）。这种“双轨制”实际上是中国现阶段成型的、不同于西方的福利体制，在其他领域也有不同程度体现。 

　　　主要研究成果

　　　1. 论文

　　1-1.《把系统性治理带回来——对社区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深化》，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1-2.《社会整合-系统整合/国家-社会”社区治理框架初探》，载《社会治理》，2018年12期

　　1-3.《党建组织力引领社区治理的维度与层次》，载《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1-4.《小区物业治理“双低陷阱”与物管会“打江山”的历史定位》，载《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20-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1-5.《从“热闹型”参与到“价值型”参与——北京市“公益二代人”与政府支持体系2.0版》，载《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21-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2. 研究报告

　　2-1.《有限非商品化保护下的双轨制——新单位制住宅供应研究》，2017（博士后出站报告）

　　2-2.《东城区社会组织培育与社区治理》，2019

　　3. 决策咨询报告

　　3-1.《首都功能、首都能力与首都发展》，2022

　　4. 译著：

　　4-1.加布里埃尔·维南特，《下一次转变——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业衰落与医疗照护业兴起》，北京三联书店（待出）

　　4-2.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合译），2020

　　4-3. 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合译），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