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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小传

　　缪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其研究方向为公民文化和社会治理、社会政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人文北京、公民文化和城市竞争力》等10多篇；英文专著《走向民主化社区——中国城市自下而上公民参与的兴起》由德国兰伯特学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向英语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来展示21世纪中国社区的发展和变化。

 

■演讲者：缪青

■演讲话题：公民文化与社会和谐

■演讲地点：北京周末大讲堂

■主办单位：北京市社科联

 

 

 

 

　　站在全球现代化的宽阔视野上不难看到，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成熟程度，或者说社会的和谐程度，是与它的公民文化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的。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公民文化，主要指公共生活参与的发展以及公民参与的良俗养成。

　　为什么说越是迈向成熟的现代化就越加需要广泛的公民参与，这种参与是否可以借助某种路径转换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机制，这既是公民理论所要阐发的重要主题，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般说来，社会和谐或者说成熟现代化的表现是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从学术讨论上来看待这个和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讨论和谐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而且评价这些关系是否和谐，不应该单纯看效率标准，还需要社会公平的标准。

　　还要看到，和谐社会也是一个社会心态健康的社会。近几年随着经济成长和收入增加，人们开始重视生活质量，因而对心理健康给予了更大的关注。现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在研究快乐问题，这里面也涉及公民参与的层面， 包括如何在城市和社区公共生活中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有序、质量提升并富有创新性。

 

　　第二种讨论和谐的观点强调和谐是一种理想、一种治理的方略。从这个角度来看，追求和谐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且其中也蕴含了一些公民文化的元素。例如众所周知的《礼记•礼运篇》中表达了共同的理想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道家 “无为而治”的思想对和谐治理很有见地，意在强调政府不要搞太多的干预。例如，现在的社区自治，就可以和无为而治连接起来。另外，墨家的兼爱意味着对家人以外的陌生人也要有爱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西方的博爱，这也有一点公民文化的意味。2008北京奥运会强调参与，表达的就是一种全球意识上的兼爱。由此看来，谈论公民文化并不是西方专利，不仅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传统中找到一些生长点，而且它在现实公共生活也随处可见。

　　第三种讲和谐社会的观点不单纯是指一种现存的结构和状态，而且是指能够保障社会和谐运行的一系列机制。这从持续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眼光来看是更为重要的。

　　这些机制包括社会流动机制、利益分享、利益保障机制以及不断使这个社会能够创新的机制。例如，当我们观察一个城市或者社区的发展状况时，仅仅看它具有当下的稳定秩序是不够的，如果其内部的利益分享和利益保障机制不完善，公民参与和创新机制很弱，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社区就落后了。

 

 

 
  　■和谐两个层面，两者不可偏

 

　　和谐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有秩序的和谐， 其二是可持续创新的、或者说有活力的和谐，两者不可偏废。对于有序的和可持续创新的和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个有启发的史实。

　　公元1700年前后，我们会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例如，郑和下西洋时的船队的吨位、规模和各项技术指标，在当时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时候，英国学者李约瑟说过，如果当时哥伦布的小船队要是碰到郑和的大船队，那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提问引发了中国学者广泛的讨论，例如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是: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有如此强大的舰队，有如此先进的技术装备，却没有在近代率先实现科技现代化，没有在后来200年的竞争中走在世界前列？

 

　　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涉及的问题也很广。如果我们从有秩序的和谐与可持续创新的和谐两个层面来解读，就可以在一个论域中相当清晰地来解答这个问题。

　　从是否有秩序来看十七八世纪的中国社会， 应当说在古典儒家的眼里它还是相当稳定的，讲究君臣父子、尊尊亲亲。 在中国科学院做的一个世界各个国家现代化的指标比较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是占到22% ，当时英国占到2.9% ， 而美国只有0.14% 。这说明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的确很大，所以才能支撑郑和的大船队。

　　不过，如果从可持续创新的和谐来看，例如从当时中国公共生活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程度，从人口的文化程度以及科研开发程度，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等等方面，中国已经落后了。尽管当时的经济规模很大，但是就其内在的科研开发机制、人口教育和社会参与来看，已经无法与西方匹敌。这是可以十分清晰地观察得到的。例如，当时美国的经济尽管只占了世界的0.14% ，但是已经有了像哈佛大学这样的现代教育机构。同时，西方社会的鼓励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思想和体制已经启动。在十七八世纪，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讨论有限政府、权力制约、权利和平等、公民社会和社会契约等主题，有关自下而上参与的初步意识开始浮出了。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就在于，它们拓展了个体创造的空间，对社会的可持续创新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的中国船队规模强大，但是在后来的二百年间反而落后了的基础性因素。 相比之下，欧洲北美开始不断的科学创新和社会创新，这些有活力的机制说到底是社会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构成，是使其慢慢地走到了世界前列的重要因素。

　　自下而上的参与对可持续创新的和谐来说很重要。有这样一个史实，就是一百六十年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写的一部名著叫《民主在美国》。他当时到美国去考察带着一个疑问，这就是美国的民主怎么可以通过不用革命的办法来实现。众所周知，法国的民主是经历了流血的，经历了暴力和社会动荡，代价惨重。托克维尔在美国的考察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就是美国的“民情”，即市镇自治和公共参与的习惯。 在这一公共参与的习俗中，民主不再是一种崇高的理念，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方式，民主融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他指出，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就只有依靠革命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的那个他认为比法制都重要的 “民情”，在今天的社会研究中已经多层面地澄明为公民文化、公共生活参与网络和社会资本等等理论和实践。它们是良法运行的基础。

 

 

　　■ 在现代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作用凸显

　　公民参与为什么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场化是基础性的原因，再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北京2009年人均gdp已经达到9000美元，数据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时候，人们对生活的质量以及多样化需求有了更高的标准。还要看到，随着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专业化素养的提高，以及市场体制下对自身权益维护的重视，公众对公共生活诸多领域包括政治的和社会的参与要求都会增长。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 公民参与的兴起作为一种趋势显然并不只是中国独有的。例如，新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的扩展和传播，这就使 “越来越多的公民逐渐认识到，他们有能力影响那些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参与的需求还来自于人们广泛存在的一种不适应心理，“即传统的帮助个人和社区的交往方式不能应对经济的、工作的、家庭的和邻里的一系列新变化”。

 

　　那么，中国社会是否能够生长理论上所讨论的公民文化？从我们做的实证调查来看可以得到肯定的答复。

　　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区发展中，很少提到参与社区事务，参与决策这类的事情，居委会是政府的腿，是广泛接受的理念。 而到了2000年，社区自治已经成为流行话语。在北京城市社区的调查表明，有 84.5% 的居民对“要尊重社区居民的自主选择” 表示了赞同，在“很想了解社区各种事务决策的过程”的问题上， 有 72.5% 的居民表示了赞同。

　　再有一个是从城市和社区的公共交往来看，每个人都是利益主体同时又是陌生人，是平等权利的利益相关者，这种城市和社区公共生活中新的身份和交往关系要求构建不同于传统熟人文化的新型合作和信任网络， 即公民参与的网络。

 

　　中国古典治理思想告诉你，两个中国人交往的时候首先要分出等级 (即君臣父子) 和远近亲疏 (即熟人圈子)，这样就能管理了。然而，问题在于21世纪的中国人已经生活在一个科技工商社会，大量的社会交往都是建构在既非君臣也非父子的关系上，是一种平等权利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这怎么治理？

　　对此，中国传统治理思想能够告诉我们的信息不多。所谓 “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就是指传统模式无法应对现代社会治理的这种尴尬局面。这实际上也就提出了建构在公民文化基础上的参与式治理的重要性。

　　这种参与式治理的作用包括从微观到宏观结构的多层面，例如，当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职能转换、社区自治等等新观念提出后，如何在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中既能放权又不失控始终是一个难点，公民文化和有序参与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日益增多的研究也显示了参与对经济和行政绩效的推动作用。例如，一项关于意大利公民文化的研究证明，在公民文化弱的地区，人之间的信任和公共生活的安全感很差，欺诈和腐败多发， “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别人会去破坏规则”。 公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相当冷漠，公共事务被当成是 “别人的事务”。在这些地区，公共行政的效能低下，居民上诉的比例高达20%。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是公民参与发达的北方地区，人之间的信任和互惠合作卓有成效，欺诈行为受到遏制，居民上诉率只有5%，并且其内容更多的是谈论改善政策和立法。在公民文化强的地区，权力不大的政府却行动有力， 因为它可以 “依靠国民更加主动地合作与法律和契约的自我实施”。

　　以上讨论无非要说明，随着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现代化，公民文化的生长不仅是一种新的理念，而且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需要的一种群体习俗，是与科技工商社会的运行相匹配的软件和公共理性建构。没有它，你追求规模化的和持续的发展就不容易。

 

 

　　■公民文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机制

 

　　当我们指出公民参与是现代科技工商社会的运行软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强调公民文化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 这表现在其自下而上的制度化参与的诸多方面。

　　例如，参与的重大作用表现为增强一个城市的软实力。那么，什么是城市软实力，我们不妨从一些平凡的生活实例谈起， 例如城市急救车到达时间问题。在北京，从打电话到救护车到达的时间通常需要半个小时或者更多。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居住的时候，曾在三个地方观察到，从打一个电话到急救车到达只需要五六分钟，是相当快的。大家知道，有些心脏病例如心脏猝死，八分钟是救助的黄金阶段，如果救护车能够在几分钟内赶到，救护质量就会大大提高。那么，为什么多伦多市的急救车能在很短时间内赶到？除了道路比较好，急救车的布局比较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民参与。加拿大交通法规定，一听到有急救车的声音，所有的车辆要靠右停下，以便给救护车让道。多伦多的公众的确是这样做的，这就保证了救护车能够及时赶到。这就是城市软实力。当你在一个城市观察到这一状况，你自然会感到它在救助系统上的一种高水平参与。

　　当然，参与的重要更多的是表现在城市和社区公共生活中，例如，宁波社区在参与式治理下所开展的项目管理。一个社区有一些孤寡老人，他们的理发很成问题，全靠志愿者不行，因为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商业公司也不愿意干，因为利润很少。宁波的社区做了项目招标的尝试， 通过项目立项和少量资金支持，就把这些老人的理发问题解决了。

　　我们现在的社区治理，有很多做法是自上而下的。然而像北京、上海这样的有几千个居住社区的大都市，每个社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仅仅靠政府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来。而通过立足于社区的灵活的项目管理，鼓励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可以覆盖很多需求。

 

　　再举一个通过制度安排和公民参与的办法来解决社会贫富分化的例子。当一个社会开始富裕起来的时候，如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这是中国传统治理一直面对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学术一点地说是古典治理的困境。那么，现代治理如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呢？ 涉及的方方面面当然会很多，但制度安排和公民参与是一个关键的公共选择。

　　我在大学讲授公民文化课时说过，当一个社会开始发达起来的时候，富人多起来应当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中国，这个议题似乎颇有些沉重，仇富的声音不绝于耳。在严格意义上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富人天生就比美国的富人品质差。要让中国的富人富而有礼，除了道德约束外，关键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和公民参与的良俗。例如在经济上的第四次分配，即设置遗产税。当公众监督到位和遗产上需要交税，而不是人人都去搞那种 “肥水不流外人田”, 人的选择就会倾向于富而有礼, 而不是贪得无厌，甚至期待着把不义之财传给子孙万代。在制度安排上的又一个使人富而有礼的办法是利润增殖上面的利益分享。当企业利润增值以后，员工和管理人员应能通过合理协商来分享一定的股息，而不仅仅是工资。顺便说一句，有关利润分享问题例如职工持股计划，在国内外一些企业已经成为一项现实制度。

　　由上可见，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 能够在一次分配 (利润)、二次分配 (工资)、三次分配 (慈善和社会保障)、四次分配 (遗产) 都有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同时又有公民参与 (这包括利益分享和协商民主的公民意识) 的良俗养成; 这样一来，解决贫富分化就能够走出传统治乱的那个两极震荡的怪圈: 要么靠仁政 (直白些说很大程度上靠既得利益者的良心发现) , 要么靠造反来实现暴力均贫富。

 

　　当然，这一公序良俗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政府、企业和公民等利益相关方通过多种制度化的利益分享，通过协商和妥协的一个博弈过程。它推崇的是通过制度化参与能够实现多赢，能够让中下阶层分享社会富裕的成果，而不是陷入传统的那种强力均平包括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公民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超越中国古典治理的新选择

 

　　以上事例的讨论无非是在说明，公民参与的良俗形成提供了政府和经济的绩效，我们需要站在国家和城市竞争力的高度来认识这种参与。道理很明显，走向发达本身就是一种高水平的竞争，而在这一竞争中对软力量、人的素养和发达心态的诉求会明显增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21世纪，公民和公民参与开始成为流行的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一个社会开始走向成熟的现代化。

　　那么，这种参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什么？ 我以为最为重要的是公民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超越中国古典治理的新选择。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制，其理想是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一治道的重心在于，试图找到或者试图塑造那些能够替老百姓着想的英明君主和清官贤相。而政府的廉洁和效能有赖于道德的修养和内圣外王的规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长达2000年的追寻长治久安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治道 —— 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 始终无法贡献出一种方案、一种体制， 能够广泛地激发民间的活力，特别是自下而上地保护公民权利和遏制公共权力的滥用。其最重大缺失在于，人们在日常公共生活中缺乏一个制度化公民参与的机制。很明显，公民文化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善治包括构建现代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

 

　　由此说来，在城市和社区生活中推进公民参与，一个直接的和现实的目标就是营造一种轻松的公共生活氛围。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城市和社区生活已经进入参与式治理的时代，随着人的自我意识和维权意识高涨，城市生活中各种利益纷争也开始增多。而恰恰是在如何做到理性面对和协商共赢方面，一种轻松的参与氛围还很不到位。经常见到的是，碰到纷争就喜欢搞你输我赢、甚至是你死我活的过激抗争。要么是政府埋怨公民没素质，要么是人们指责政府无作为，非常缺乏有关公民维权需要协商和妥协，有关民主参与是一种妥协和共赢的艺术等观念。因此, 持续地推进公共生活中利益相关方的公民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包括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

　　由此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引领很自然地拓宽了我们关于公民教育的视野，凸显了在新构架下所展开的公民教育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它涉及参与技术、习俗转换、制度变革、专业化和精确管理、构建公共生活参与平台，以及传统和现代的对接等诸多层面，并非只是限于关注个体道德行为提升的传统视域。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成熟的现代化来说，广泛的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是不可或缺的。正是有赖于千百万意识到自己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公民，倚重他们的协商、争辩和首创精神，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竞争力，使我们在这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面前不至于那么脆弱，使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摆脱古典治道那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一统就死一放就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