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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思想的人文历史背景

 

梁劲泰

 

内容提要：宋代理学是儒学的复兴运动，宗旨在于重申正统的君臣礼教等级次序，以实现社会和谐，达到长治久安。宋代理学的出现，不仅仅是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有着深刻的华夷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人文历史背景。另外，针对当时社会局势中出现的各种弊端，一批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人文精神的主张和举措，目的是为了消除社会弊端，以实现社会的稳定，胡瑗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关键词：北宋 陕甘宁 范仲淹 胡瑗

 

一、北宋时期陕甘宁地区的人文历史背景

胡瑗（993—1059）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江苏泰州如皋(—作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堡（即现在陕西省子长县），后随父迁居如皋城南郊。胡瑗与孙复（997-1057）、石介(1005-1045)并称“宋初三先生”，同为宋代开创理学思想的重要人物。

胡瑗不仅祖籍源于陕西，而且他本人也在陕西做过官。明代赵廷瑞修的《陕西通志》中记载了胡瑗与范仲淹（969－1052）在陕西共事的历史，“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范仲淹经畧陜西，辟丹州（即现在陕西省宜川县）推官，莅政之暇以经术随其贤、愚训之，士多赖其造就，凡见者即识为安定先生弟子。”

在北宋时期的华夷问题比较突出，现在的陕甘宁地区是少数民族的集居地区，汉与党项、契丹、吐蕃、羌等民族混居生活。仅吐蕃一族，据记载当时是“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陕甘宁的地理、气候环境复杂，可以朝向农、林、牧业三个方向发展，因此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核心地带。

宋代的民族问题，不仅仅表现为华夷之间在土地、人口与财产等物质资源争夺的层面上，也表现在文化选择层面上的冲突，这就是佛教与儒学的冲突。宋初柳开（约948－1001）就注意到了民族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他说：“王者不出，刑政弛焉；则戎狄蛮夷盛，而交侵于中国矣。圣人既没，礼乐弊焉；则杨墨老佛盛而交乱于大道矣，子见治于国乎，由王者在其上也，戎狄蛮夷是能侵之乎？乌乎大道，独不明乎。圣人没也久矣，礼乐弊也亦久矣，为人者或杨墨、或老、或佛，交乱而满天下。大道犹中国也，杨墨老佛犹戎狄蛮或也，国治而道不明，杨墨老佛固侵乱也，孰谓吾无能哉。”

“老佛之徒，起于夷，夷谓极于教也，至于中国，则莫及其父子君臣之道焉，夷不知其经也，知其经，则老佛之教何有于夷哉？百子老佛之流，老佛之能惑，故小人奉之，百子乱、老佛惑，圣人世不容。……圣人用，而百子散，老佛毙。”其中，枊开为了树立儒学的正统性，却根据“老子化胡”的说法，故意将老子也归结为少数民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到柳开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1、揭示了佛教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即少数民族利用佛教文化对儒家文化进行抗衡；2、强调了儒学的普适性。儒家礼教不仅可以盛于汉族，也同样可以盛于少数民族，实际上他是提倡用儒家思想来统一地域、民族之间的差别。此时文化冲突上的主流观点仍然是强调佛学与儒学的对立，至于理学体系建立之后对佛学的吸收和改造，以及佛教对于民族融合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已是后话。

宋初的石介认为佛教的根本宗旨与儒学是对立的，佛教是用众生平等思想来破坏君臣礼教的等级次序。他指出佛教兴盛以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亲；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远裔，汗漫不经之教，行妖诞幻惑之说。”这样，“辟邪说，卫正道”，恢复儒家的正统思想，就成为当时儒家学者的一项重要职责。

北宋时，陕甘宁地区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是具有典型性的，“两宋时期，今西北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陕西北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的一部分都为西夏王朝（1038－1227年）所辖。佛教在西夏所辖的河西和陇西地区早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西夏周边的回鹘、吐蕃诸族普遍信仰佛教，受其影响，再加上西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西夏国内佛教极为盛行。”在西夏境内“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

“十六国时期，……陕北为后秦所辖，后秦‘事佛者十室而九’，陕北亦当有佛法流布。佛教在陕北虽早有流布，但长期不振。……佛教在陕北的盛行大约是在宋代。宋代陕北几乎有寨就有窟，宋、辽、金三朝在陕北开窟造像，大约有100 多年的历史，营造了百余处大小石窟，主要分布在延安及其周围各县。”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范仲淹（989－1052）为了处理北宋与西夏的关系，被宋仁宗派往西北边陲延州（即现在陕西省延安市）。不久，胡瑗又由范仲淹推荐任陕西丹州(今陕西宜川县)军事推官，参与幕府军事谋划，此时胡、范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治理陕西事务的经历，引起了二人对政治局势及社会长治久安的深层次思考和共识。

范仲淹在陕甘宁的数年中，筑青涧、大顺城，修复胡卢、细腰等砦；开营田，羌族归业者数万户，边防赖以巩固，很有政绩。“以仲淹、韩琦、厐籍分领之，号令明肃，贼不敢犯，呼为‘龙图老子’（范为龙图阁直学士），谓其胸中有数万甲兵，又谣：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尽胆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尽丧胆。”

然而，范仲淹是反对穷兵黩武的，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得到长久的和平，他在陕西北部留下的著名《渔家傲·秋思》诗篇中写道：“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以及“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山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这些具有人文精神的诗句写尽了他当时的心态。

 

二、北宋时期政局出现的弊端

1043年9月，范仲淹刚刚离开陕西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便立即写下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以奏请皇帝，这是他的施政纲领，也是多年政治实践的总结。这十事是：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长官；五、均公用；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其中“明黜陟”，“明确官员的升降”是首要的事情。

范仲淹认为当时政界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指出：当时官员的升迁存在着“贤、不肖并进”，这样就出现了一批不做实事的“素餐尸禄”的官员，而且他们还干涉那些做实事的官员，“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而有为也，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这样，谁还愿意做一点实事呢？“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这样的局面如果长期存在下去，小则“弊而不去则小人得志”；大则“百事废堕，生民久苦，群盗渐起”，“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最终必然会影响大局的稳定。

范仲淹对政局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他也深知必定会得罪许多当权者，但是“尽心为国家，……不得顾避”。在庆历新政期间，“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在《宋名臣言行录》中记载，范仲淹考核官吏时，每看到不称职官员的名字时便一笔勾去，“……公取班簿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富弼在旁，便想劝说他，“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但是，“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因而必然导致大批官员的不满，遂使庆历新政实施一年后停止。

范仲淹认为严格考核官员仍非是根本的措施，他提出解决政局弊端的关键是“纲纪”和“制度”的问题，“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何哉？纲纪寖、隳制度”，“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按照“周礼乡大夫之职，各教其所治”，以教育作为治国的根本，这就是“精贡举”。

范仲淹在“精贡举”的建议中提出教育首先是要“传治国、治人之道”，“今诸道学校，如得名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他将“辞藻”、“墨义”（记诵经书章句）置于“经旨”、“理道”之下，这与“辟邪说，卫正道”的恢复儒学正统的思潮也是完全一致的。范仲淹是要以教育来改变文风、学风，进而改变士风，以此达到天下大治。“天下举人，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将以正敎化之本。”这个建议对于开一代之风气，对于宋代学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科举教育与国家官员的选拔是一体的，国子监既是国家最高教育学府，同时也是选拔任命官员的管理机构。因此，范仲淹提出：“国子监及诸道郡学聚天下之士，讲议诗书、服习礼乐、长养贤俊，为国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职也。”他强调选拔人才须先以德行为主，“天下兴学，取士先徳行不专文辞，……除滥官，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侥幸之人皆不便。”范仲淹认为，兴办学校、建立书院、培养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随后，便付诸实施，改革科举，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并在京师建立太学，推广胡瑗的“苏、湖之法”。北宋对武治的削弱，相对使得文治凸现，这也是范仲淹的建议能够得到采纳的重要原因。

范仲淹慧眼识英才，向中央政府举荐了胡瑗，“臣闻臣之至忠，莫先于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泰通之朝，岂敢隐默。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着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慈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胡瑗便以布衣出身，面对皇帝时“进退周旋举合古礼”，传为一时之佳话。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初三先生中，胡瑗与孙复都是布衣出身，只有石介一人是进士出身。

范仲淹认为不仅要通过教育来恢复儒学的道德价值，还要恢复礼乐教化的重要形式，即古代的“祭祀礼乐”，“太常礼院用历代之礼，或不谨于典法随时绵蕞（制订整顿朝仪典章），纲纪寖坏、制度日隳。太常寺用历代之乐或八音失序，慢于大祀则神祇不享，祸罚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职，朝廷之所重也。臣请命辅臣兼判至岁终，具礼乐有所损益，或废坠有所修举，画一进呈。”范仲淹要求朝廷重新维修、整理祭祀的礼乐。

据记载，当时礼乐出现“不合古制”的情况有十种：“详考太常寺旧镈钟，不合古制者凡有七；旧特磬不合古制者凡有三，……一谓旧镈钟形制不合古法；二谓旧镈钟无钲；三谓旧镈钟隧不在鼓间；四谓旧镈钟柄无甬衡；五谓旧镈钟县柄无旋虫；六谓旧镈钟口不合古法；七谓旧镈钟声不正全失臣民之叙。

在范仲淹的建议提出之后，景祐三年（1036年）胡瑗至北宋都城开封参与更定雅乐，并参与了研究钟律，制成定音标准乐器。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朝廷更定雅乐，仍诏胡瑗参与其事，他与阮逸等同心协力，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花三年时间完成。皇祐五年，他和阮逸合作撰就《皇祐新乐图记》三卷。

 

三、胡瑗教育思想的宗旨

胡瑗在教育方面也没有辜负范仲淹的期望，他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敎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只有遵循教化之道，进行教育，才能将儒家的理想内化到人心之中。“圣人以仁义之道、教化之术渐染于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虽冥然无所知识，然被上之教化，其心康乐，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既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不知圣人之道所以然而然，是圣人之道渐染于人，如神之功。”

胡瑗通过对《周易》的讲授来传播儒学，由此也成为一个创新的方法。“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胡瑗认为，《周易》的阴阳大义即是君臣等级次序的根本，“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者，此广明夫妇之道，必自阴阳为本始也。夫天地交错而生万物、而有男女；男女既成则有夫妇，夫妇既正则有父子，父子既立则有君臣，君臣既正则有上下，既有上下，则礼义之道有所注错。此正天下、治邦国，人伦之大本也。”从而推及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一门之内得其中，则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朝廷之内得其中，则君义、臣忠，四海无淫朋之人，一乡一党则无遗亲，此皇极之道行也。”

教育最重要的成果在于德行，而德行的关键就表现在君臣关系之中，胡瑗在《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中说：“凡有大人之德必须利见有大才大德之君，然后可以行己之道，若舜之得尧，禹之得舜，伊尹之得成汤，傅说之得高宗，吕尚之得周文是也。然则五得天位，亦曰利见大人者何？曰：有是君必须有是臣，然后万务可举，天民可治，若尧得舜，舜得禹，皋陶、禹得稷，成汤得伊尹，文王得吕尚是也。故九二、九五爻皆言利见大人。”

这样，君主首先必须要有“大才大德”，然后经过有“大人之德”的臣来辅佐，才能够实现“万物可举，天民可治”；而具有“大人之德”臣子得到圣明君主的重用，就可以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君臣各有自己的道德职责。胡瑗在解释《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中说：“‘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者，言为臣之义，终始一德以奉其上，是得臣之宜也，岂非知终乎? 然后之人臣居于显位，上而奉一人之尊，下而有百官万民之责，内无觊觎僭窃之心，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诸葛亮之于蜀主。此数君子是谓知终终之于人臣之分，能存万世之义也。”为臣之道的核心就是安于“人臣之分”，不可有“觊觎僭窃之心”。

但是，作为臣并非是绝对地服从君主，而是先要尽自己的职责。胡瑗的学生王得臣（1036－1116）在《麈史》中回忆在太学听胡瑗讲学时说：“日讲《易》，余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讲到《易经·小畜》中的“畜，止也，以刚止君也”时，胡瑗列举了宰相赵普不顾太祖反对，接连三次推荐一个谏臣，直至太祖最后采纳的事例。“上令择一谏臣。中令具名以闻，上却之弗用。异日，又问。中令复上前劄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掷于地，中令辄怀归。它日，复问，中令仍补所碎劄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因此，作为臣的德行，要表现在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胡瑗引史证易,以《周易》经传为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使其成为正确处理君、臣、民三者关系以治理国家的教科书。

胡瑗通过周易的阴阳、刚柔之道说明儒家教化的重要性，“用其刚健之德、果敢之志，勇于行事，使所行之事、所施之道，刚柔相济，皆得其中。”又说：“内有刚明之才，外有柔顺之行，使刚不过亢，柔不至懦，而所为所行之事，皆得其中正。”“夫治国之道，不可专于刚，刚则暴；不可专于柔，柔则懦。刚柔相济，然后治道可成。何则？兵革所以御侮，而不可久玩；刑罚所以止奸，而不可独用。必有仁义礼乐文章教化以文饰之，则天下大通矣。”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道德建设的作用。

因此，在用兵之道也体现了这一点，“是将之有材、有徳而又有其权位者也如是，则可以兴师动众而不失其将兵之道，以役天下之人，使皆同心戮力，悦从于上，而无怨望者也，……将兵之道，若刚而不中失于暴，暴必伤物；明而不中则失于太察，太察则不能容民而士不附，皆失所以将兵之道也。”胡瑗这段话既说明了道德人文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与范仲淹在陕甘宁共事用兵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

 

四、胡瑗思想的影响

胡瑗在书院的讲学，开创了教学之新风气。欧阳修生动地描述当时胡瑗学风的影响：“自(仁宗)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着令。”其弟子“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也。”据说当时吏部录用的官员，有近半数出于胡氏门下。

胡瑗在教学中提倡“明体达用”。所谓“明体”，就是要领会圣贤之意，理解六经等儒家经典的深刻含义，君臣上下等级人文和谐的重要性；而“达用”则是将领会到的圣贤之意付诸实践，实现人格的自觉，成为修身、治国、应世的指导思想和知识才能。正是这种对“体”的不断探讨和追求，最终实现了宋代理学的构建。

胡瑗在讲学中也不断对儒学进行创新，用新的方式解释儒学的旧命题，“天以一元之气生成万物，而无有限极也，……性者，天生之质，有刚柔迟速之别也；命者，人所禀受，有贵贱夭寿之等也。”“命谓天之所命也，……然而君子之心自达于性命之理，不以困踬易其操，不以贫贱变其节。”

此后，对“天”、“命”、“性”、“心”讨论，便逐渐成为宋明理学中的主要范畴。《伊川年谱》记载了宋明理学的开创者程颐师从胡瑗一事，“考伊川年谱，皇祐中，游太学，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试文，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意其时必从而受业焉。世知其从事濂溪，不知其讲易多本于翼之也。其说为前人所未及，今核以程传良然。”

朱熹（1130－1200）对宋初人物之间的渊源关系给予了中肯、客观的评价，他在回答其弟子“本朝道学之盛何以成”的提问时曾说：“亦有其渐，自范文正公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孙复），徂徕有石守道（石介），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也。”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充分肯定范仲淹的作用，认为他“已有好议论”；而且“范文正杰出之才。……某尝谓，天生人才，自足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因此，胡瑗与范仲淹之间不仅仅是私人友谊的关系，实际上他们是一同开创了儒学重建的新时代。

朱熹强调了理学的发扬光大，是始于宋初时一批人的推动，“非一人之力”。“周子、二程说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诸公挪趱将来。当杨刘时，只是理会文字。到范文正、孙明复、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诸人，渐渐刊落枝叶，务去理会政事，思学问见于用处。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斋’，理会政事，渐渐挪得近里，所以周、程发明道理出来，非一人之力也。”“程子未出时，如胡安定、石守道、孙明复诸人说，话虽粗疏，未尽精妙，却侭平正,……”

黄震（1213-1281）也指出，“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瑗）、泰山孙先生（复）、徂徕石先生（介），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端平二年（1235）以胡瑗为首一批学人的历史地位被正式确认，“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

胡瑗思想的宋代社会历史背景，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佛教的冲击；二是华夷矛盾的加剧；三是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三个方面之间有着互动的密切关系，商业经济的发展促使资源财富的增加、人口的流动，同时也加剧了华夷之间、落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关于经济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王夫之曾经精辟地总结为“夷狄兴而商贾贵”。而少数民族又多以佛教来与儒学抗衡，商业活动与佛教中都具有破坏儒家君臣礼教等级的平等因素（佛教中的众生平等，商业中的买卖平等），这样就必然加剧了文化冲突。这三方面因素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必然要求重建儒家正统思想，以新的理论形式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实现道德秩序的和谐。

理学在宋代的出现，既有理论上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儒学吸收了佛、道思想后学术演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有外在社会因素的催化和刺激，这就是宋代时边地（陕甘宁）的经济发展、华夷矛盾及佛教文化所产生的压力。而对于后一种情况的研究，长期以来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综上所述，还可以从中引申出三个重要的结论：1、宋代时的陕甘宁地区是华夷文化冲突的核心地带；2、宋代时陕甘宁地区的局势对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推动了宋明理学的产生；3、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陕甘宁地方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