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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劲泰  李碧宪

 

 

 

 

在西姆拉会议之後，英国对西藏的侵略，是在“帮助西藏独立”的外衣下进行的。而其中的一个计划，就是协助噶厦政府扩建藏军。嗾使藏军向东进攻。英国认为“假令续战，则一二月後，西藏必有数千中国俘虏，拉萨势力必奄（包括）有全境，直达打箭炉，此次西藏本可收复西藏东南全境，包括里朗（瞻对）、理塘、巴塘及其他合并四川已历两百年之旧地，……”（贝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英国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与中国谈判。

 

噶厦政府也建议把藏军扩增三倍，即征召约15,000名新兵。这显然要增加巨额的军费开支。这就意味着同时要增加税收。

 

 

贝尔在其所著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说：“为供给新军饷糈起见，西藏政府乃于1914年加征两税，一为张塘（即藏北）巨量产额之盐税，一为皮革税，尚有不足，又提议征收羊毛税，羊毛亦该国一大出产，为输入印度之大宗货物……”但这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他在1915年的报告中指出：“西藏政府黔驴技穷，不知从何处去寻求支付军费和管理国家所需的财源，他们的国库已经空虚,近年来,农牧业歉收，国家的粮仓同样也已空虚。他们没有像蒙古从俄国那里借贷一样向我们借债,他们绝对不可能马上筹集到资金。”（印度事务部档案，l/pc/10/344，第291ec号信件，贝尔1915年10月28日自锡金致德里印度政府的信。）为了扩编藏军,贝尔于1920年11月17日到达拉萨并向达赖提出了向寺院和贵族实行征税的办法,显然这种增收新税的方法,必然会引起了噶厦与寺庙之间关系的恶化。

 

贝尔提出的扩编藏军、加征赋税的计划传出後，立即引起了西藏僧俗人民的强烈反对。尤以三大寺喇嘛的反对最激烈。在当年藏历正月拉萨三大寺照例举行祈祷大法会的时候，便传出了三大寺喇嘛准备暴动，打死英国人的消息。在贝尔住所的门上也发现了“速行离藏，免伤性命”的字条，甚至在外国报纸上也登出了贝尔被打死的消息。达赖急调藏军进行镇压，结果与喇嘛发生了冲突。

 

 

此时，英国与达赖喇嘛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分岐,英国对于一个真正“独立的”西藏几乎没有兴趣，公开支持西藏独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妨碍英国同中国和俄国打交道，而且西藏也会借口独立同俄国这样的国家单方面发展关系。英国最大的兴趣是限制中国对西藏的影响，使西藏成为名义上的中国自治地方，这就是所谓“西姆拉地位”；即西藏应当是在大不列颠监护下的、名义上隶属中国的、拥有高度自治权的西藏。此外英印政府在西藏购买武器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由于印度自己的军火尚供不应求，所以很难再考虑向西藏出售更多的武器。

 

1917年，藏军利用新式武器在川康战争中获得一定的优势後，便不断地催逼英国人向他们出售机枪和大炮，英国拒绝了。这时在达赖喇嘛和其他西藏官员中产生了对英国人的失望，他们开始怀疑英国是否可以成为值得信赖的支持者。

 

在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下，正值北京政府准备派员入藏与达赖建立联系，“国务院电咨甘督张广建，特派专员朱绣、李仲连、红教喇嘛古浪仓等，轻车简从，由青海赴藏，与达赖喇嘛联络感情，......”（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朱绣等一行于1919年12月到达拉萨，住了4个月，“朱绣等出藏回甘，濒行之际，达赖设筵俎饯，声称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草案，亦可修改云云。”（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达赖的这一转变，也就意味着结束了从壬子事变以来的汉藏之间不正常的关系。

 

 

 

英驻锡金政治专员贝尔看到了西藏人民中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反英情绪，便改而试图通过推行“新政”的方法来控制西藏。此外，达赖和西藏的若干上层分子到过印度，看到英国人的一些近代建设之後，思想上产生了触动，也想在西藏进行若干改革和建设，亦有实行“新政”的想法。1913年左右开始，达赖和擦绒噶伦（“噶伦”为噶厦政府的主管官员）便在西藏开始了“新政”。

 

1912年，达赖喇嘛在贝尔的建议下，派出了4名贵族子弟留学英国接受西方教育。1914年，英国向西藏出售了5,000支来福枪和50万箱弹药。噶厦政府成立了马基康（藏军总司令部），由原来的三千人扩增至一万人。在1921年～1924年间，英国政府向西藏出售了10门山炮，20支路易斯式轻机枪和10,000支来福枪及弹药。同时，英国人架设了从拉萨到江孜的电报线，培训了一些西藏电报员。西藏还从英国购进了一台价值40,000卢比的水力发电机。

 

1924年英国人卢劳（e.ludlow）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并招收了几十名贵族子弟入学。还从大吉岭聘请锡金警官莱顿纳（ladenla）在拉萨创建了现代警察部队。1922年～1925年，有4名军官和300多名士兵在江孜接受了英式的军事训练；有1名军官和20名士兵在印度的吉达（quetta）接受了使用山炮的训练；其他士兵则接受了制造武器、射击和步兵、骑兵等方面的军事训练。

 

在实行“新政”过程中，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在英国人利诱面前，很快改变了态度，变得卑躬屈膝，成为亲英派，人们讽刺他们是：“初见为佛教敌人，而後改称洋鬼子，当见英国钱袋时，口口声声称大人。”

 

 

在实行“新政”过程中影响和阻力最大的是改革税收。因为扩充军队，举办各项新政都需要钱。在西藏改革税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藏过去在农奴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僧俗贵族(领主)占有大量的可耕地作为领地，通过领地的收入向政府交纳租税。但是，各种世袭特权又规定了他们所交租税的最高限量。

 

过去，交纳多少租税对于地方政府并不重要，因为僧俗官员从他们自己的庄园领地上获得收入,政府支付的薪金只是象征性的。地方政府也没有治安、武装、以及邮政服务部门，政府的收入不是用于行政，而是用于宗教仪式。所以地方政府几乎不需要任何收入，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开销。

 

如今在“新政”下，西藏地方政府重新向世袭的庄园贵族领主那里加重赋税，以此作为政府的财源，不可避免地就激化了贵族集团之间的争斗和矛盾。

 

 

实行“新政”之後，西藏开始出现了一些“洋派人物”，他们效仿西方（英国）习俗，喝甜茶、握手、打网球、马球和桥牌。西装开始传入拉萨时，人们也看不惯，因为传统藏族服装是袍子，而西装则显现了腿部，因而人们嘲笑着西服革履者就象猴子一样。拉萨也流传过这样的民谣：

 

“坐在茶馆喝甜茶，表明你无处栖身。头戴金花礼帽，表明你没钱作头饰。涂脂抹粉好打扮，只会使你更难看。常吃松软的锅盔，表明你没有糌粑。”

 

食用面粉做的松软锅盔（面包），在饭馆里喝甜奶茶，不戴妇女传统的大头饰，而去梳妆打扮，所有这些习俗在许多西藏人看来，是西藏传统价值和风俗习惯堕落的象征。

 

在藏军“西化”的过程中，招募来的新兵都必须剪掉头发，而西藏所有的俗人，无论男女，都是留着长长的发辫的，而且终身不剪，大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意。为此他们感到非常烦恼，因为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剪发。于是也就有了这样一段民谣：“在有权有势的领主的逼迫下，（我）被招进了仲札代本团（藏军）；（我的）美如花朵的头发，已被剪得像一株柽柳。”（西藏的柽柳往往是光秃秃一蔟的）

 

 

 

班禅集团在後藏地区拥有广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朝雍正、乾隆以来,一向由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和噶厦政府处于平行的地位。辛亥革命後,驻藏大臣被赶走了,噶厦即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的统治。此外英国虽然过去多次想拉拢九世班禅，但都遭到拒绝，因此便广为散布班禅是达赖实行“新政”的潜在隐患,以挑起达赖对班禅的猜忌。这就使得噶厦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向班禅施加压力，并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札什伦布寺则援过去旧例,不愿承担任何负担,于是双方发生了尖锐的斗争。

 

1920年10月，札什伦布寺派人到拉萨就赋税问题进行协商谈判。1921年噶厦成立了军粮局之后，向札什伦布寺摊派了四分之一的军粮。1923年，札什伦布寺派往拉萨协商的人被拘入狱。班禅知道与达赖已不能相容，便于11月15日夜出逃内地。

 

 

从1929年底开始，班禅便不断请求国民党政府帮助他返回西藏。国民党政府为了安抚班禅，于1931年7月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给玉印一枚、玉册一本。国民党政府册封班禅，没有册封达赖，并且为班禅确定年俸为十二万元，较之达赖于清末受封时所定的年俸一万元，高出了许多。

 

这样便又导致了达赖及噶厦政府的极大不满，于是，达赖的代表上书行政院及蒙藏委员会，要求中央收回成命，撤销班禅的办事处。接着达赖办事处以拉萨三大寺及西藏噶厦政府僧俗官员名义发表宣言，对班禅离藏和在内地的活动作了全面的诋毁和攻击。班禅办事处亦发表谈话，针锋相对地列举了达赖的十大罪状。如此互相攻讦，相持经年。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揭露了英国侵略、分裂西藏的行为。达赖集团攻击班禅在1904年英国入侵拉萨期间与英人勾结：“……及英人撤兵回印，班禅复求庇于英，随往印度，并欲遂彼私图，……”；班禅集团则发表谈话指责达赖“认贼作父，始则联俄以拒英，继则亲英而叛华，勾结外援，贻祸地方。……”

 

1933年达赖喇嘛圆寂後，班禅再次提出回藏。1934年，国民党政府决定派人护送九世班禅回藏。此时的噶厦政府已不得不表示欢迎，但在英国的唆使下，又以反对“汉兵入藏”为理由，阻挠班禅回藏，并建议班禅从海道经由印度回藏，其目的是使班禅“轻骑回藏，不带汉方官员”，还给班禅发去一封电报，说“乃均护法神”（巫师）卜卦预知班禅将大祸临头，生命非常危险，若要回藏以海路为好，这一建议遭到班禅的拒绝。

 

 

英国担心班禅与国民党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会通过班禅来对西藏实行控制，便直接出面阻挠班禅返藏。1935年11月初，英国驻华大使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声称为班禅派遣一支护卫军进藏与西藏政府的意愿相悖，而且违背了《西姆拉条约》。

 

1935年9月10日，正在拉萨访问的英印政府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f.w.williamson)致电班禅，告诉他“从外地带任何官员或军队入藏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对于西藏不会有一点好处。”9月28日，威廉逊又明确告诉九世班禅，如放弃护卫队等要求，噶厦政府将同意班禅回藏。

 

1936年2月初，英印政府驻锡金专员古德(b.goud)就班禅回藏问题要求英印政府出面调解（干预）达赖与班禅之间的争端，并提出了几点建议；1、只有在汉人护卫队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後才能在班禅返藏问题上作出让步；2、大英政府正在南京就护卫队问题向中华民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3、亦可以考虑由噶厦政府为班禅组织一支西藏卫队。（印度事务部档案，l/pc/12/4181，大英政府致驻北京的代理公使的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已顾不上经营西藏，要求班禅暂缓回藏。因此班禅回藏一事便搁置下来了。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于青海玉树圆寂。

 

 

 

1927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文官长古应芬的名义，派刘曼卿前往拉萨。1930年3月18日、5月5日，达赖两次会见了刘曼卿。她传达了蒋介石“对西藏普遍形势的深切关怀，……并殷切希望看到西藏作为中华民国的同胞兄弟重新回到民族大家庭的怀抱中来。”刘曼卿回忆说，达赖喇嘛用双手而不是用一条哈达向她祝福，表现了对她的特殊礼遇。

 

达赖称：“过去中国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指蒋介石政权）初立，即派汝致意，……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受，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

 

又称，“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中国在扶助弱小民族之立场上，应予以切实之帮助”，“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予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刘曼卿著：《康藏轺征》）

 

十三世达赖与刘曼卿的谈话反映了其晚年思想上的成熟，特别是他通过印度受英国压迫的事实以及自身的体会，对英国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上述谈话可以说是代表了他真实的思想。

 

随後，达赖便恢复了同国民党政府的正式关系。为了能够与国民党政府交涉，西藏在南京、北平和打箭炉建立了办事处。在这一过程中西藏明显地表现为不再要求英国插手西藏与国民党政府的协商谈判，在西藏与国民党政府间达成的任何协议也不需要英国来充当保证人了。

 

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掌西藏地方政权30多年，但他始终没有称尊独立、背叛祖国的行为；始终没有和外国人建交订约、互派使节的行为；在被迫出逃後亦未组织流亡政府。因此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仍是应当肯定的。

 

 

1933年12月17日下午6时半，58岁的十三世达赖圆寂。西藏地方当局通知其驻南京办事处，称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及噶厦负责，并呈报中央。国民党政府当即致电册封达赖，追赠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表示哀悼。

 

1934年1月26日西藏地方司伦、噶厦、译仓及僧俗官员全体大会致电西藏驻南京办事处转报中央：

 

“至尊无上达赖佛之职权，在佛未转世及转世後未及登座期间，现经大会公举热振呼图克图（活佛）代理。”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1月31日覆电称：经行政院30日会议议决同意热振代摄达赖职权。次年5月，在黄慕松致祭回南京後，国民党政府册封热振为“辅国普化禅师”尊号。

 

1934年5月20日，国民党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到拉萨致祭，蒋介石为黄慕松一行人入藏拨出了40万元大洋作为布施礼品及其它开销。

 

黄慕松自南京出发，取道西康，于同年8月28日到达拉萨，受到噶厦的隆重欢迎。黄慕松到拉萨之后，按照清代时期规矩，他先到大小昭寺朝佛，然后在三大寺向20,000名喇嘛每人布施了大洋两元。9月23日，布达拉宫大经堂举行了追封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典礼，黄慕松向达赖遗像献了玉册玉印。10月1日，在布达拉宫达赖灵堂举行了致祭典礼。

 

黄慕松在藏期间，组建了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设立了电台，建立了国立拉萨小学、诊疗所和气象台。1934年11月28日，黄慕松结束了在拉萨的使命，取道印度返回内地。

 

英国人对此事极为关注，在派专人监视黄慕松使团活动的同时，也派了以怀特为首的代表团到达拉萨进行致祭，参加各种活动。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虽然获得了在拉萨的派驻代表权，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未行使这个权利。20年後，1934年国民党政府派黄慕松来拉萨致祭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建立了办事处，此后西藏当局便越来越接近中央，这就得英印政府要重新调整对西藏的政策。

 

当时英印政府外交和政治部部长麦特卡夫（h.metcalfe）致他的部属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f.w.williamson）的信中表明了这一思想：“关于中华民国特使赴藏一事，印度政府（英印政府）考虑到你们的预见，认为汉人使者入藏可能导致其在拉萨影响的增强，并可能使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受到严重削弱。”对此，麦特卡夫要求威廉逊提出自己的看法。

 

 

威廉逊则在覆信中非常坦率地以一个殖民主义者的观点分析了当年西藏的局势：“……向拉萨派驻一位中国代表对我们来说则是一件重大事情。即使不把这样一位代表当作驻藏大臣来看待，也许不会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会纠集一切反英的阴谋势力，将不断地为中国操纵西藏、特别是操纵西藏同我们本身所有关系而进行活动……”

 

“……我们在西藏有一个‘政府’，它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谋私利，……而且这个‘政府’尽管对我们非常友好但又惧怕中国人。我们多少年来都在鼓励西藏依靠我们，但是我们又不能她提供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们的意图够诚实了，我们只是希望她（西藏）本质上完全独立，即使只是名义上‘自治’也好。”威廉逊还明确提出要施展一定的手段：“西藏急需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虚假的资助’他们是非常乐于接受的。如果中国的常驻代表出现在拉萨，这种资助应当易于在不经通知的情况下予以取消，应当告诉西藏这样做。”

 

“我还应当被授权向西藏建议，如果西藏政府愿意，我们将在印度帮助培训更多的西藏政府官员和军队，或者为这一目的派遣英国官员去拉萨。这笔培训费用由我们开支，我们将不要求西藏政府花一分钱。……一旦西藏政府需要，我们还应当随时准备向她出售更多的军需品。在西藏对汉人的入侵极为敏感和恐惧的情况下，提供军需品（以及培训官员和军队）便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

 

“应当给我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最好为大约7万卢比。这样一个数目与中国使团为西藏花费的金额是不可比拟的。……如果准许我出访拉萨，那么，这样一次访问将会使我能够判定能否重建英国在西藏的某种影响。”（印度事务部档案，l/ps/12/4157，1935年1月20日威廉逊致麦特卡夫的信。）然後他便请求大英政府派遣一个带着充足资金的使团，由他率领前往拉萨。他的建议得到德里和伦敦当局的赞许。

 

 

1935年8月26日威廉逊到达拉萨。他马上就接触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汉人要进兵西藏的话，英国将会作出那些反应。威廉逊奉命作了如下担保：1、尽管英国拟承认“中国对西藏理论上的宗主权”，但是仍将坚持“他们的现行政策，即把西藏视为事实上实行自治的国家”。2、英国急切希望保持同西藏的传统友谊，并继续一如既往地友好相处。3、倘若西藏卷入了与中华民国的纷争或冲突，英国将辨明事件的是非曲直，在北京给予外交上的全力支持。

 

威廉逊在拉萨还插手了当时关于班禅返藏的问题；以及向西藏当局援例要求设置英国在拉萨的常驻人员的问题等等。在交涉过程中，威廉逊突然在11月间病情恶化，当时英国政府希望西藏政府准许在色拉寺下面的一片平地上停降飞机，但是西藏当局却担心色拉寺的喇嘛僧众会进行骚扰，用石头砸飞机，还担心一旦对英国飞机开了先例，以後也难以拒绝中国内地的飞机，转而建议派轿夫把威廉逊“抬”回锡金；另外，英国皇家空军也认为他们的飞机不能够在海拔1,200英尺的拉萨降落。11月18日威廉逊因小便失禁在拉萨去世。

 

 

 

1936年2月英印政府又派继任威廉逊的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j.gould）来西藏继续交涉。古德带来了军事顾问尼姆（brigadierneame）和新任的江孜商务代表黎吉生（hughrichardson）二人。援例要求设置英国在拉萨的常驻人员，并建议将黎吉生留在拉萨，但西藏当局不愿意接受。

 

古德决定不顾藏人的主观愿望，采取了一个欺骗藏人的办法。古德故意向噶厦政府挑起一场争论，他明白这场争论需要长时间的谈判才能解决，当藏人也意识到争论的长期性并指出这一点时，古德便顺水推舟回答他们说用不着担心，因为他决定让黎吉生住在拉萨，“无限期地”与他们磋商下去。噶厦只好接受了，黎吉生留下了，古德也达到了目的。事後古德向上级报告说：“我的主要意图是给他们以照章办事及一切不变的印象”。

 

古德在1936年到拉萨后还带来了一部电台，以便积极活动，插手西藏事务，千方百计地排斥中国对西藏的影响。

 

 

1939年，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坐床後的法名为丹增嘉措）由出生地青海至拉萨坐床。

 

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古德相继到达拉萨。

 

吴忠信到达拉萨後，本应进行“金瓶掣签”仪式，但是灵童问题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三个灵童只剩下一个灵童了，这样便有了造成既定事实之势。双方一再协商，便决定采取在一定的前提下免除“掣签”的方式。这个前提是：一、由吴氏本人事先查看灵童是否确属灵异。二、由热振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除“掣签”手续。

 

但是在查看灵童的问题上，又发生了波折，当吴忠信派人赴罗布林卡与古觉大堪布交涉时，古觉大堪布提出要吴忠信在达赖登坐时“上殿参拜”。其含意是不承认吴忠信有“查看灵童”之权。

 

吴忠信听後非常愤怒，立即通报热振，热振当即派人表示道歉，说明这是大堪布的误会，并安排于2月1日在罗布林卡荷亭内“查看”灵童。

 

所谓“查看”，不过是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并无否决之权。在“查看”的时，吴忠信给灵童送了四种礼品，表示了承认。

 

 

1940年2月5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如下命令：1、“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2、“拉木登珠业经明令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其坐床所需经费着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发四十万元，以示优异。此令。”噶厦政府决定于1940年2月22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

 

在坐床典礼上，出现了“座位”问题的争执。据萧腾林著的《拉萨见闻录》中说：“惟吴氏之座位问题，意见参差，藏方初拟将吴氏之座位，置于热振对面，高低则与司伦等。吴以本人代表国府，主持达赖坐床事宜，又系主管蒙藏长官，体制攸关，不便迁就，主张至少应照清代驻藏大臣之例设座，即于达赖平行之左方，设面南之座。几经折冲，藏方始允遵办。”

 

而据古德本人叙述，吴忠信的座位安置在比其他外国代表稍前一点的地方，座位也要高一些，也像达赖喇嘛家人一样面南而不是向西。并且还让吴忠信排在达赖喇嘛的法座之前紧接着活佛之後致贺。但是除了上述这些特征之外，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中并没有起特殊的作用。

 

然而事实上，噶厦政府是将典礼分两日进行的，中国参加22日的典礼，古德参加23日的典礼，古德与吴忠信没有见面。噶厦政府目的是为了设法给予英国代表平等的待遇，允许英国人单独朝拜达赖喇嘛以便馈赠礼品。

 

吴忠信一行于1940年4月离开西藏，仍经印度返回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