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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劲泰  李碧宪

 

 

 

1904年6月12日，当英军已到达距离拉萨60公里的曲水时，达赖便从罗布林卡移到布达拉宫，并且留下一道命令，指定甘丹池巴（注：即甘丹寺主持，三大寺的总负责人）罗桑坚赞活佛出任摄政，代理达赖掌处政教事务。

 

6月15日半夜，达赖秘密离开布达拉宫，身边只带领了少数随从人员，其中包括德尔智。7月底到达青海，8月底经甘肃嘉峪关进入外蒙地界。

 

达赖于1904年10月20日到达了库伦（urga现在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1905年3月，达赖在库伦呼吁沙皇对西藏“实行保护。”他在库伦还会见了俄国新任驻华公使波科蒂洛夫（pokotiloff）,并把他的布里亚特蒙古侍从多吉耶夫（德尔智）遣到圣彼得堡去拜见沙皇，请求“保护我的生命免遭危险和威胁，如果返回拉萨我将履行自己的职责。”

 

《英俄条约》

 

但是俄国刚刚在日俄战争中吃了败仗，国内也发生政治骚乱，因此，沙皇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卷入西藏事务，只是作了一个很有礼貌的答复，并令俄国驻北京公使特地去库伦看视达赖，并送了不少东西，此外再无别的反应。

 

而英国方面早在1904年就试图与俄国签订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但是在俄国的力量被削弱的1905年革命之前，是无法达成协定的。然而在日俄战争及俄国革命出现後，沙皇已无力顾及西藏了。

 

1907年8月18日，英国与俄国在圣彼得堡订立了《英俄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解决了英俄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所有突出的争端。关于西藏问题，两国在条约中均承认了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并保证不干涉西藏内部事务；两国亦同意不向拉萨派驻任何代表；但是英国在西藏已获得的特殊利益却得到了保证。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剥夺中国对西藏主权的罪恶的历史见证。

 

 

1905年，达赖看到依赖俄国已经无望，而且也与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产生了不和。开始时哲布尊丹巴对达赖非常尊敬，但後来看到外蒙人民对达赖的信仰超过了他，心中感到不快，逐渐对达赖有了厌恶之感，达赖终於1906年4月由库伦返藏。

 

达赖在返藏途中，清政府正与英政府商谈修改《拉萨条约》，与张荫棠、联豫等商讨整顿藏事，当时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土司、堪布等聚众杀害；西藏、西康形势不稳。清政府乃下令要达赖在塔尔寺暂住，听候圣旨。这样，达赖就在塔尔寺住了一年。

 

1907年11月，达赖从塔尔寺启程，准备先赴五台山然後进京。1908年1月达赖到达五台山，住了半年。1908年8月来到北京，8月20日达赖觐见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9月6日光绪皇帝在中南海设宴给达赖洗尘。

 

达赖在北京期间，英国也开始改变对达赖的态度，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10月20日主动会见了达赖。此时达赖由于对清朝政府及沙俄的失望，亦开始转而倾向英国。

 

达赖通过代表告诉朱尔典，过去发生的事是误会，因为达赖受其左右蒙蔽，使其不明事实真象，现在达赖一切恍然，深愿回藏以後，对于接壤之印度政府诚意修好。

 

由此英国便开始了通过对达赖、班禅及亲英派拉拢，来插手干涉中国西藏内部事务。

 

1908年10月，达赖在北京居住期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11月28日达赖离开北京起程返藏，12月29日到达塔尔寺。第二年10月31日回到拉萨。达赖在外五年的花销，如旅行、膳食、住宿、译员和扈员等花销，全都是中国政府从四川金库以他的年俸来支付的。

 

这个时候，国内局势急剧动荡，一连串新的灾难又要降临到西藏了。

 

 

 

英军侵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出走。驻藏大臣有泰为了推推卸自己的责任，向清朝政府“弹劾”了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并请旨饬令班禅额尔德尼暂来前藏，主持黄教，兼办交涉事务。”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奇特的是，有泰向朝廷往来的电报都是托英国人荣赫鹏由印度转发的。

 

九世班禅颇有政治头脑，在得到有泰的通知後，则借口後藏形势紧张而拒绝了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另外英国的入侵虽然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一个《拉萨条约》，于是找到了九世班禅，作为它控制西藏的代理人。六世班禅曾经因不丹问题与东印度公司，英国对他下过很大的功夫，班禅被认为是英国人的朋友。

 

 

1905年9月23日，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卧克纳（又译为鄂康诺）上校领英军五十余名到後藏日喀则会见班禅额尔德尼，说英国皇太子将来印度参加一个大会，并想会见班禅。

 

班禅当场回答说，我到印度并不难，但必须由驻藏大臣奏明皇帝方可前往，否则难以从命。当班禅将此事告知驻藏大臣有泰後，有泰奏称“今英员诱使赴印，其心叵测，于大局实有关碍，……必须据理婉辞，免启衅端。”

 

清政府外务部同意了有泰的意见，电告有泰，“闻印度乘达赖喇嘛未回，遣人入藏，诱班禅来印，借迎英储为名，实密谋废达赖图藏。”有泰同时咨文当时在印度商谈藏印条约的张荫棠请设法阻止。

 

10月12日，卧克纳上校恫吓说：“若不按照甲噶尔（印度）国王替身（太子）来函理事，恐致藏英失和，尔等侍从人众须详细筹议。”当时英军刚从拉萨撤退不到一年，卧克纳警告班禅若拒绝赴印，即有“英藏失和”的危险，就是以英军要占领日喀则和札什伦布进行威胁。

 

在这种情势下，九世班禅在致有泰的信中说明：“若不去恐後藏地方札什伦布寺院均不能保全，若其去时，则我未奉到钦宪批饬，将来大皇帝降罪，必不能宽。惟後藏之安危所系，生灵之性命所关，为我班禅一人，致使全局震动，此心实所不安。”

 

因此班禅决定“我拟勉强一行，生死不问，若我班禅自此违背大皇帝恩德，即死在九幽地狱之中，不得超生。请烦婉禀钦宪转奏，朝廷谅我苦心，则我班禅感德矣。”

 

 

班禅于1905年10月12日自日喀则起程赴印，到印度後，卧克纳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执手常礼。”（引自《清实录》）英人亦无可奈何。英印政府逼迫班禅赴印拜见英皇太子有两重意义；一是表示西藏像印度土邦一样，是属于英印政府的有条约关系的土邦（属国），以此夸耀大英帝国的威势；同时也想树立班禅以代替达赖，或者使後藏脱离拉萨独立起来。但是英人没有达到目的。

 

12月17日班禅即由印度起程回藏。关于这次访印，据有泰奏：“班禅与英储、印督会晤，问答之词均系酬应，未尝一言语及藏事，英人无机可乘，其谋不遂，仍令送还。”

 

九世班禅回到札什伦布寺後不久，英国又派其驻锡金行政长官贝尔于1906年9月6日访问札什伦布寺，多次会见了班禅，在日喀则停留了约两个月，于11月6日返回印度。

 

贝尔这次到日喀则，显然也是为了拉拢班禅，但是并没有获得实际的结果。贝尔事後在他所著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盖班禅固有其地域，惟小于达赖所辖，并宜奉达赖为共主。彼之权力能统辖三县，而日喀则不在其中者。”而且“拉萨与札什伦布之间，妒忌甚深，……以吾观之，其部下之敌视，较其主更为激烈。”

 

 

 

1906年1月23日，清朝政府派往印度与英方商谈修改《拉萨条约》的张荫棠，向外务部发了一个电报，提出了新的治藏政策。

 

驻藏大臣张荫棠在文中分析了西藏的形势：指出“英人经营西藏，已非一日，耗费不下千万，阴谋百出，前年乘日俄开战，知俄势力东西不能相顾，又趁我国多事，于是有侵藏之举；……”

 

“此次又诱班禅来印，待以王礼，印报谓英人深知班禅与达赖不睦，劝令班禅请英保护，拒绝达赖，以图独立，……然班禅岂足以自立图存者，是即日本扶助高丽之故技耳！……”

 

 

如何进行治理呢？张荫棠指出：“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力不可，……所有内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由国家简员经理，恩威并重，使藏人实信国家权力，深有可恃，……我能自治，外人无隙可乘，自泯觊觎之心。”

 

清朝政府基本上采纳了张荫棠的建议，于1906年4月6日，下令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事件”，4月14日又降旨“赏给副都统衔”。

 

张荫棠进藏後主要作了这样几件大事：首先揭发了驻藏大臣有泰和驻藏官员的劣迹丑行。在《为沥陈积弊请旨革除惩办以维边圉人心》奏折中，揭露有泰“利用权力索取贿赂。”在英军入侵时“庸懦无能，误国已甚”。另外又由其亲信“刘文通购进藏姬五六人，献媚固宠，白日挈随员等赴柳林子招妓侑酒，跳唱纳凉，该大臣醉生梦死，……实小人无耻之尤。”11月29日，清朝政府发布了有泰等人革职处分的命令。这件事情获得了西藏各阶层人士的好评和拥护。

 

其次，就是“收回政权”，也就是实行新的治藏政策。张荫棠在1907年1月13日给外务部的报告中，提出借鉴英国管理印度的方法，设制“西藏行部大臣，……一如印督用王礼……统制全藏，下设参赞、副参赞、参议、左右副参议五缺，分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事务。其亚东、江孜、札什伦布、……等处，酌设道府、同知，均用陆军学堂毕业生，……每有番官之地，应设一汉官……”。张荫棠“收回政权”的实质就是削去达赖的权力而完全归驻藏大臣掌握，而且以汉官代替藏官。

 

第三件事，就是派重兵镇守，张荫棠提出，“需要派知兵大员统精兵十万，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以救目前之急。”川军入藏，本意是要巩固边防，然而到了辛亥革命时，却造成了大乱，这是始料不及的。

 

 

此外，张荫棠还力图改变西藏的一些旧习俗，他颁发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种小册子，译成藏文散发各地。

 

《训俗浅言》的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智、仁、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合群”，“公益”，“尚武”，“实业”等，逐字都详细解释。

 

《藏俗改良》的主要内容是：“寡妇闺女不得私通苟合”，“兄弟姊妹叔嫂不得同炕宿卧”，“人死宜用棺木”，“身体每日宜洗浴”，“儿童七、八岁时宜教识汉字”，“见客礼，宜以合掌为常见礼，凡屈躬吐舌竖指头，贻笑各国，皆不可行”，“楼下不宜养牛马”，“男子不宜戴耳环”，“两兄弟同娶一妇，……各国均无此风俗，令人耻笑”等。

 

张荫棠颇具有一些变法维新的思想，他实行的发展工商、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事业等，对于西藏的社会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深受西藏人民的称颂。至直今天，他带进来的花种仍在西藏被人们称为“张大人”花。

 

 

 

1909年11月，达赖喇嘛返藏之後，西藏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赵尔丰在西康改土归流，引起了西藏僧俗官员的恐惧；二是驻藏大臣联豫正在推行新政，引起了噶厦政府的不满。

 

由于联豫在藏事事受噶厦政府的抗阻，因此要求调陆军入藏，实行政教分离，于是清政府调锺颖率领2000名川兵入藏。

 

1910年2月，川军抵达太昭（江达）。将阻截藏军击退後，进入拉萨。这一年四川发生了保路风潮，因而也大大影响了在藏川军，川军中的各派势力彼此争夺，造成拉萨秩序大乱。川军在拉萨枪杀喇嘛，局势日益趋于紧张，达赖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于2月21日晨，达赖第二次离开拉萨出走，在亚东由英商务处代理麦克唐纳及其卫队接应，前往印度的大吉岭。达赖出走后，清政府也随即革除了他的名号。

 

 

英国此时已是直接干预西藏，积极支持西藏的分裂、反汉活动。1912年5月，达赖从印度返回拉萨，1913年4月，达赖在布达拉宫召开会议，并通过了四条决议：（1）内地来藏之汉人，限半年以内一律离境；（2）汉人之为西藏土著者，限一年以内一律离境；（3）30年以内藏地不得驻扎汉兵；（4）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阻止时，即请英人出面阻止，并以特别权利报酬英人。

 

当时英国也向西藏当局提出以下6条：（1）西藏宣告独立後，一切军械由英国接济；（2）西藏承认英国派人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以作英国扶助西藏独立的报酬；（3）英国以300万英磅贷于西藏，其抵押品一任英国指定；（4）民国军队行抵西藏，英国担负抵御之责；（5）西藏宣布独立後，英国首先承认，并介绍其他各国承认；（6）西藏实行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

 

辛亥革命爆发後，在藏川军分裂，彼此公开对抗，造成社会混乱。一九一二年，在尼泊尔人的调解下，锺颖全军缴械，清朝驻藏官吏及军队取道印度回国，清朝驻藏统治系统全部瓦解，历史上将此称为“壬子事变”。

 

中华民国成立之後，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後，于4月22日命令“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这是中华民国宣布五族共和的正式法令。10月28日，民国政府恢复达赖喇嘛的称号，也加封了班禅。并决定另派专员商办西藏善後事宜。

 

英国这时供给西藏军费4万英磅，支持藏军向川边进攻，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入川抵抗，云南都督蔡锷亦出兵相助，困守各城边军，闻风振奋，纷纷出击，藏军节节败退。

 

 

英国见形势不利，便采取措施，一面阻止达赖与中央谈判；一面公然出面干涉，直接破坏中国的统一。

 

英国公使朱尔典于1912年8月1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5个条件：1、不许中国干涉西藏内政；2、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行政权，不得改西藏为行省；3、中国不得无限制派军队驻藏；4、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并以此作为（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条件；5、在订立新协议前，封闭一切经印度通西藏的道路。

 

9月7日，朱尔典又向外交部施加压力，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派兵入藏，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当时的袁世凯迫切需要得到西方列强的援助，便下令川军停止入藏，改任尹昌衡为川边镇抚使，并且同意了英国提出的举行中、英、藏三方参加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之十七)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

 

 

英国向北洋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在印度举行“中、英、藏三方会议”，就西藏问题签订新约，以此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

 

袁世凯被迫同意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议後，中国政府便提出以北京或伦敦为会议地址，但遭到英国拒绝。中方又建议先由中英商订会议形式再通知西藏当局，英国又不同意，要求西藏代表必须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会谈。中国方面又指出，如西藏方面参加会议，只能是“随同与议”，在条约上附签，其地位不能和中、英代表平等。但英国仍然不同意。

 

在英方一再的坚持下，中方最後作了让步，但仍然只公开表示“无论怎样，中国代表将前往印度”。这样，中国参加了会议，对于西藏代表的平等地位是有保留的。中方对此次会议的内容特别是在边界划定方面没有作认真的研究和计划，因而在会议上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

 

 

所谓中、英、藏会议在1913年10月13日的印度西姆拉召开，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是陈贻范、副代表是王海平；英国首席代表是英印政府的外务大臣麦克马洪（sirhenrymcmahon），副代表是英国驻华公使罗斯，顾问是英驻锡金政治专员贝尔；西藏代表是伦青（首席噶伦）夏札。

 

英方提出的《西姆拉草约》的主要内容是：

 

1、划分“外藏区”和“内藏区”。前者接近印度，包括拉萨、日喀则、昌都；後者是接近中国内地的部分地区，包括巴塘、理塘、打箭炉及西藏东部大部分地区。

 

2、在“内藏区”内，保留西藏委派寺庙堪布及地方头人之权利。

 

3、中国在西藏仅有“宗主权”，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不得改西藏为中国行省，不在西藏“殖民”。

 

4、限制中国政府驻拉萨官吏之卫队，不得超过300人。此外，不得派文武官吏及军队驻藏。

 

5、英国“不吞并西藏任何部分”，愿受与中国在藏受到的“同样限制”，英国驻藏商务委员会之卫队不超过中国驻拉萨官吏卫队的四分之三。

 

6、废除公元1893年与1908年两个通商条约，另订新约。

 

这个草约的实质就是把西藏、川边等广大藏族地区在“大藏族主义”的形式下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英方草约内容传到中国国内，群情激昂，新疆、四川、青海、云南等省人民群众团体甚至包括督抚长官在内的军阀的反对尤为激烈，《西姆拉草约》与後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反动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是具有同样性质的。袁世凯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命令陈贻范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并且命令他在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对当时及以後英国同西藏当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类似文件，一概不予承认。会议就这样完全破裂而告终。

 

1914年7月3日，英、藏两方竟然在草约上正式签字，并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英、藏双方业经承认了草签条约，因此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同意只要中国拒绝签字，中国将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发生的一切权利。事後，麦克马洪对此还悻悻然说：“我未能取得中国政府对三方条约的正式同意而离开印度，感到极大的遗憾。”

 

西姆拉会议一开始就是由英国人一手操纵的，在会议上英国公然成为西藏的代言人，例如贝尔是麦克马洪的助手，在会议期间担任英方的秘书工作。贝尔认为“西藏人不能画地图，不了解边界线是怎样弄出来的。”竟然在西藏代表缺席时代表西藏出席会议。英方在会议上禁止藏方代表与中方代表接触；同时还秘密地监听中国代表同中国政府之间的所有电报和通讯。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一直在背着中方代表就边界问题会谈。1913年4月24日，英国与西藏方面达成了秘密交易，英国划去了西藏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答应以此作为条件帮助西藏“独立”。事实上，西藏在这个条约上签字本身正是它缺乏“独立”资格的一个例证。

 

这个秘密的条约决定了印度与西藏的边界线，这是一条在不丹以东沿喜马拉雅山的山脉走向的“麦克马洪线”,这个边界线为英帝国取得了3万5千余平方英哩的领土。（总计为9万平方公里。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人便潜自从阿萨密向北侵占至喜马拉雅山麓口。）这样英国通过西姆拉会议不仅仅获得了对西藏独占的贸易权、治外法权和在拉萨的派驻代表权等，同时也得到了大片的领土。

 

 

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大片领土早有预谋，1826年，英国将阿萨姆土邦并入英国印度版图时，当时中国与英印的边界是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走向的一条传统习惯线，当时英国人将此线称为“外线”，以南称为“内线”并在此线内进行管理。到了19世纪後半叶，英国在阿萨姆殖民地的茶园主、木材公司老板企图扩张茶园和开伐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广大地区的森林，便向河谷以北传统习惯线的西藏地区丘陵地带进行渗透。

 

关于西藏的地理状况，当时还存在着两大疑问：一、当时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与雅鲁藏布江是否为同一河流？二、雅鲁藏布江回转处到阿萨姆平原之间直线距离只有120英哩，但两边地势相差竟达9千英尺左右，那里是否存在着世界上最大的瀑布？英国人曾经试图通过往雅鲁藏布江上游扔进带有记号的原木，然後在下游截获的办法来进行证实，但失败了。

 

以证实这两大地理疑问为借口，英国便一直在这一地区进行“探险”和勘测。1903年，随荣赫鹏一同侵略拉萨的卧克纳（o`connor又译为鄂康诺）就曾深入珞隅、下察隅一带进行“探险”。英国进一步占领阿萨密後，便在靠近中印传统习惯线印度一侧的萨地亚（sadiya）设了一个政治专员处，其政治专员助理诺埃尔?威廉逊（noelwilliamson）曾两次深入波密地区“探险”，结果在第二次“探险”时与其助手格里哥逊（dr.gregorson）及其随从38人被全部被杀。这使得英国又有了进一步实行报复和推进边界的借口。

 

1913年，英国谍报官贝利（f.m.bailay）中校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其实际目的是为了搞清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地理状况，以便在两地之间划一条界线。贝利穿越了人烟罕见的地区，（贝利穿越的路线，在西藏被称为“贝利小道”，後来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解放军正是在这条路线上穿插部队，袭击印军要害，从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在7个月的时间内，潜行于雅鲁藏布江河谷和喜马拉雅山区，考察了种族聚居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区分，最终泡制出了一张麦克马洪需要的地图，这就是在“西姆拉会议”上抛出的“麦克马洪线”的蓝图。

 

历史影响

 

西姆拉会议的条约由于中国政府拒绝正式签字而迄未生效,事实上英国政府也一直未将其作为正式生效的条约，会议之後直到三十年代英国官方的出版物中的地图仍然沿用印藏传统边界线，英印政府官方测绘机构“印度测绘局”直到1938年出版的《西藏和邻国》官方地图和英国皇家制图员约翰?巴索罗缪所绘制的牛津高级地图集所载《印度》一图,都没有划出所谓“麦克马洪线”,只是有人向官方建议之後,才收回有关出版物,改画为“麦克马洪线",不过为时已晚,不能将出版物全部收回了。

 

到了英印政府外务大臣艾奇逊的时候，才将20年代编纂的英印政府条约集中，初次将西姆拉条约刊出，但是仍未附图。这个在30年代才被英国命名的“麦克马洪线”问题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