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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侵略西藏史实

梁劲泰　李碧宪

(香港《文汇报》1997年5月1日至5月31日三十一篇连载发表)

(香港《文汇报》编者按：本文作者梁劲泰、李碧宪夫妇曾在西藏工作十年之久，对西藏的历史和社会情况颇有研究，并积累了一些资料。本文揭露了英国当年侵略西藏，并用各种手段支持西藏“独立”的历史。在香港回归祖国，英国即将撤出香港之际，发表此文，以饷读者，亦可以由此引起一些思考。)

（之一）英国侵略西藏史实

香格里拉----世外桃源

英文shangri-la（香格里拉----世外桃源）指的就是西藏，来自于1933年希尔顿（james hillton）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假想的喜马拉雅山山谷的名字。在中世纪，西方人对于西藏的想象，称那里为“东方最为遥远的神秘未知之地”，人们认为那里遍地都是黄金和白银。法国佛兰德的修士鲁布鲁克（guillaum de rubruguis）在1253年游记中写道：“他们的地区如此盛产黄金，只要掘地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它。”，人们传闻那里是“没有赤贫者，也没有盗贼与强盗”的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乌托邦，黄金、巫术及异国情调的传闻激起了西方人的无限的想象力，交织成了一个东方的西藏梦，它就象是磁石一样，驱使着无数西方人到那里去冒险和探索。

几个世纪过去，西方人不断地来到了这块土地上，一些梦想破灭了，一些梦想成为实现，同时在当时现实认识的基础上，又不断地产生新的梦想。西方人开始以为西藏的喇嘛教与基督教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便试图在那里传教并建立基督教的教区。在1662年，他们甚至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普兰修建了一所教堂，但最终还是由于佛教势力的强大以及经费的匮乏而告失败。

东印度公司的打算

在十八世纪，西方人开始考虑与西藏进行通商和贸易的问题。开始这个打算的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们派了一名叫做萨米埃尔.德.普特（samueldeputt）的荷兰人于1728年从孟加拉赴拉萨，然後从拉萨到达北京，最後又经西藏返回。他回来後就陆路与西藏通商的问题写过一份报告。1759年以後，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取代，荷兰人的想法没有实现。

後来居上的英国人很快就对西藏发生了兴趣，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在西藏发现了三种资源，一是制造瓷器和玻璃时用作除垢剂的硼砂；二是喜玛拉雅山区出产的可供纺织的羊毛；三就是黄金。当时一些英国官员认为，如果能够利用出自孟加拉的商品来交换西藏的黄金，那么加尔各答政府就可以迅速增加其购买中国茶叶所必需的贵重金属的储备，从而弥补其硬通货的不足。

1768年3月，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向加尔各答发出照会，要求调查“欧洲的纺织物或其它商品”是否能够打开尼泊尔通向西藏的道路。

六世班禅的一封信

公元1772年，不丹与印度孟加拉之间发生了边境冲突，当时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瓦伦.海斯汀司（warren. hastings1732～1818）派出了一个陆军营干预了这次冲突。由于四世与五世班禅都曾经应不丹法王的邀请出面调解过他们与孟加拉的冲突。鉴于这种一向友好的关系，六世班禅便写了一封调解信给印度当局，实际上也就是写给了海斯汀司。

这封信的宗旨是劝英国人不要“扰乱残杀”，信中大意是不丹法王臣属于达赖喇嘛，不丹人在边境冲突中虽有不当之举，但也已经遭到了镇压，再没有能力采取敌对行动了，因此希望海斯汀司就此罢手，以宽容与怜悯，恢复那里的和平与安乐。否则，进一步的行动将会激怒达赖喇嘛，这就会引起更多的麻烦。

六世班禅的这封信在1773年末由两名使者送到了加尔各答，同时还带去了一些礼物：中国丝绸、皮革钱包、麝香和金银锭等土特产，送给海斯汀司。

（之二）波格尔的使命

打通道路

瓦伦?海斯汀司在1774年2月从马德拉斯调到东印度公司，成为第二任的印度总督。在历史上的历届印度总督中，海斯汀司被认为是功绩最突出和手段最毒辣的一个，在他的经营下，英国东印度公司迅速得到了发展。该公司在中国所进行的罪恶的鸦片贸易，也是从海斯汀司开始的。

当时，中国正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实行严厉的海禁。而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以做买卖谋利为名的“夷商”公司，只被允许同广州的地方官员打交道，根本不可能与北京的天朝朝廷通话。因此，东印度公司也有意在孟加拉以北打通一条从陆路通往北京的道路。

在历史上，西藏与南亚地区早有往来，但是在十一世纪以後，印度本土的佛教势力迅速衰落，伊斯兰教席卷南亚，这样就影响了西藏与南亚的往来。18世纪60年代，尼泊尔西南部的廓尔喀部崛起，控制了尼泊尔及周围地区，对英国的统治形成了威胁，同时也就阻隔了南北的交往。这样，东印度公司又有了第二个意图，即争取西藏的地方势力，尤其是班禅活佛，来共同对付廓尔喀部落的扩张。

班禅致海斯汀司的调解信，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海斯汀司马上就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对西藏作进一步的接触，对此，後来许多英国人都赞叹他的惊人的预见力和深谋远虑。

波格尔其人

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是苏格兰人，1746年出生，在家庭的九个孩子中，他是最小的。在爱丁堡大学读了几年书，但迫于家计窘迫，便下决心经商，23岁时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于1770年前往加尔各答。

波格尔在开始时任公司的普通录事，1772年海斯汀司也调到东印度公司赴任。海斯汀司开始对波格尔的印象并不佳，但後来由于接触机会较多，彼此之间也有相当的了解，波格尔逐渐受到了赏识，最後成为忠诚于海斯汀司的亲信。波格尔由于知遇之感，对海斯汀司由敬佩达到了崇拜的程度。

海斯汀司收到班禅的信後，一面着手与不丹停战议和；一面准备派人携带信札礼品到西藏，去谒见六世班禅，表示友好之意。

派什么人入藏呢，此人必须是能够熟悉和领会海斯汀司意图的，同时又要沉着稳重，办事机敏。波格尔正好具备了上述的特点，成为入使西藏的最佳人选。

波格尔的使命

1774年5月13日波格尔获得了海斯汀司签发给他的委任书，在这个委任书中，明确了波格尔使命的内容：兹委任你代表我往晤西藏元首札什喇嘛（即班禅活佛），并前往其首都拉萨，面交要你负责带去的信件和礼物。”

“你这次使藏的目的是开辟不丹与孟加拉双方居民之间相互的和平等的贸易关系，你可以酌量情况自行采取最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交涉方法。”委任书还责成他调查商业情况，拉萨与孟加拉及其邻境的交通道路，这些地方的政府、税制、民风等等。又说：

“你在那里应住多久，取决于你。我希望你有充分时间来完成这次使命的要求，并对当地及我要你调查的各点获得全面的了解。如果你认为在拉萨可以设立一所分公司（residence）可以依靠今後自身的赢利维持而无须公司另作开支，你应当尽快告诉我，如果你在接到指示前，有必要离开那里，你可以留下你认为适当的人代替工作，俟将来另委正式的留驻人员。不过你应当先向喇嘛申请准许并请他颁给将来派去的任职人员所需要用的护照。”

从这个委任书中可以看到海斯汀司对于波格尔的充分信任，同时也可以看到东印度公司的意图是要撇开中国清政府当局，将西藏做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联系的；所谓“通商”，实际上就是一种渗透的手段。这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所习惯采用的方式。

（之三）波格尔与班禅

波格尔决意入藏

波格尔得到委任後，便于1774年5月中旬离开加尔各答，6月到达不丹，7月波格尔便收到六世班禅的两封来信，在班禅的来信中申明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国皇帝禁止外国人来藏，而且札什伦布寺离北京太远，即便要说明情况，一时也不可能获得皇帝的批准，因此要求波格尔等人返回加尔各答。在另一封信中则告诉他们西藏爆发了天花，不宜前来。

然而，波格尔不顾班禅的拒绝，决意前往西藏，11月到达了日喀则附近的札什伦布寺，在那里住了半年，并且在1774年12月23日、28日、次年的1月19日得到了班禅的接见。

波格尔与班禅的谈话

六世班禅以非常和蔼的态度接待了波格尔，他不拘礼节，谈话幽默而活泼。对此，波格尔写道到：“他（班禅）虽然被尊为神圣的活佛，然而又能放弃品性中之尊严部分，以世俗的态度待人接物。”班禅领着波格尔在寺中漫步，边走边谈，不时地对墙上的壁画作一些解释。

班禅活佛告诉波格尔，拉萨当局一直反对波格尔入境，因为他们始终对英国人抱有疑虑，但经班禅活佛本人的斡旋之後，才允许波格尔进藏。对于波格尔提出的关于通商的建议，班禅表示他是乐于帮助的，并且愿意与拉萨当局作一些解释工作。班禅活佛说藏人不习惯暑热，贸易最多也只能在边境地区，提议孟加拉方面可以将货物运到边境，然後在那里与藏人交换。（注：至今在中尼边境上仍然保持着这种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班禅还向波格尔建议在恒河附近修一座寺院和一些住宅。

波格尔在与班禅的谈话中，都提到了廓尔喀人的威胁，波格尔告诉班禅，廓尔喀王自立名号为“山中之王”，说明他对不丹、锡金及西藏均有野心，但是如果西藏与孟加拉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就足以制止廓尔喀人的扩张，这里所谓“关系”就是海斯汀司与西藏签订某种条约的意图。

班禅活佛对此也给予答复，班禅声明他不具有国家元首的政治地位，西藏是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包括拉萨当局也必须听命于中国皇帝，没有得到中国皇帝的同意，则无能为力。

无功而返

波格尔就这样在札什伦布寺住了四个月，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收获，临别时又向班禅提出了是否可以继续派人保持联系。班禅则非常善意地告诉他，以後不要再派人到西藏来了，免得带来麻烦。波格尔又进一步询问藏人为何对英国人存有疑虑，班禅则回答道，话说的太多是不适合当地习俗的。

波格尔在札什伦布寺住了近半年，不仅未能去拉萨，甚至连近在咫尺的日喀则宗也未能去成。对于海斯汀司交给的任务，他能够做到的都做了。即使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收获，波格尔仍然作出了不小的成绩。首先，他第一次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收集了大量关于西藏的材料；其次，他个人也与六世班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波格尔于1774年4月离开西藏，临别之前， 他给自己在苏格兰的妹妹的信中写到：“......我感到怎样也摆脱不了向喇嘛告别时的沉重心情。他（六世班禅）对我一片善意和盛情款待以及为人之和蔼可亲，使我非常地敬爱他，......虽然我浪迹天涯，然而却不能忍受这样的离别。”

“每当我回顾在山区的这段时光，仿佛象梦境一般，这里的景色、人物、生活，整个就像神话般的幻觉。”（注：高寒地带的气压与缺氧状态会使人的感觉异常）

“永别了，诚实而纯朴的人们！祝愿你们能长远享受那些比你们更开化的民族所摒弃了的幸福。当他们正刻意追求无止境的贪欲与野心的时候，祝愿你们在这荒凉的高山保护之下，能够保有那上天赐于你们的，此外一无所求，继续生活在和平与满足的幸福之中吧！”

海斯汀司对波格尔的西藏之行深感满意，他认为英国目前尚不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因此没有办成任何具体事情，反而更好。他认为英国尚不具备能力顾及西藏，目前主要是维持西藏的封闭局面。

另外波格尔回到印度後，取得了海斯汀司的同意，便按照班禅的建议在加尔各答对面的固沙里（ghussary）划出33英亩地，按照札什伦布寺式样盖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寺庙（波特.拔干寺），其中备有客店专供西藏人来往居住。六世班禅在1777年曾派人去该寺访问。据说现在加尔各答的“小西藏”地区，就是由这个寺形成的。

1779年，海斯汀司还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他们得知1780年是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六世班禅将前往北京祝寿。他们便打算征得六世班禅的同意後，然後派波格尔沿海路北上京城，在那里通过六世班禅向皇帝提议在孟加拉、西藏，甚至包括中国中原在内的地区之间建立贸易关系。

一直到了1781年元月,海斯汀司才听说六世班禅到达北京後,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皇帝还在承德避暑山庄仿照札什伦布寺为他修建了行宫,但是,六世班禅在1780年底突然病倒,身患天花病,于十一月初二圆寂,终年四十三岁。数月後,1781年3月4日,波格尔也在加尔各答去世,，死时年仅三十四岁。

（之四）英间谍特纳和曼宁

参加庆典的特纳

六世班禅与波格尔的去世，对于英国打开西藏门户的企图，无疑是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但是英国仍然坚持自己的目标，继续等待着机会。不久，从西藏又传来了新的消息。

六世班禅于1780年11月圆寂後，札什伦布寺于1782年找到了转世灵童，同年，由驻藏大臣傅清额奏请皇帝之后获得批准。

海斯汀司获悉消息後，便决定再度派遣人员入藏，名义是祝贺班禅活佛的转世。这次海斯汀司选中的使者名叫特纳（samuel turner），是一名英国军官。

会见班禅

特纳一直等到12月初，才得以批准会见年仅十八个月的七世班禅，特纳说七世班禅的“目光始终在盯住我们，表现出一种持续的注意力，好象是听懂，并赞成我的每一句话......其行为似乎是自然和自发的。”眼下的班禅与前世班禅没有差别，只不过是年龄幼小，口不能言而已。

特纳在日喀则受到了良好的接待，摄政活佛也答应对于通商给予更多的自由和保护。特纳回到印度後，也受到了海斯汀司的高度赞赏。

特纳出使西藏不久後，在1788年和1791年，廓尔喀人两次入侵西藏，先後占领了聂拉本、济咙，并在札什伦布寺大肆掠夺。1791年乾隆皇帝派福康安将军率兵近二十万入藏，收复失地，并将廓尔喀人赶了回去，于1792年8月结束了战争。随後便与西藏地方政府议定了二十九条《钦定章程》。这时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达到了全盛时期，在《钦定章程》中，也明确作出了关于外事，对外贸易及出入境方面的具体规定，外国人进藏，必须要得到驻藏大臣的批准，这实际上也就是重新封闭了边界。这样海斯汀司以往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进入拉萨的曼宁

在海斯汀司之後的一个时期内，却有一个名义上不代表英国官方的英国人首先成功地到达了拉萨，他就是曼宁（thomas manning）。

曼宁生于1772年，早年学习过数学、热力学，然後转入医学的学习，後来在英、法两国学习中文，通过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广州当了一名医生。不久他便有了穿越西藏进入中国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公平地”观察中国，了解其风俗、民情；以及那些影响其文学、历史和价值的因素。

曼宁在1811年开始了西藏的探险，随同前往的是一名叫做赵金秀的广东人，他们化妆为印度的香客，以“朝圣”为名进入了边境，但是他们马上就被当地的汉族驻军察觉，但是经过曼宁的贿赂之後，便作为这个驻军的随军医生前往拉萨。从曼宁的回忆录中看来，他当时主要是生活在汉人之中的，并没有过多地接触藏人。他描写了这些汉人大都是由于品行不良才被派遣来藏的。他也注意到这些汉人都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和服饰，正如英国人在印度所表现的。

1811年12月17日，曼宁在布达拉宫朝见了年仅七岁的九世达赖喇嘛，曼宁写道：“他具有良好教养与高贵儿童之朴素天真态度，......”尤于其凝视曼宁时，“微露之笑容几至失声而成轻浅之大笑。”曼宁直率地说：“逗彼发笑者无疑是为余之灰髭与眼镜也。”

曼宁在拉萨，由于他懂一些现代医术，求他治病的人越来越多，乃至于应接不暇，来的人士藏汉皆有，很快就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为此，驻藏大臣专门向朝廷写了报告。据《清实录》记载，当时清仁宗（嘉庆）“谕军机大臣等：噶哩噶达（加尔各答）部落夷人马吝（曼宁）带通事（翻译）汉人赵金秀到藏朝佛。该大臣等察看马吝面貌与西洋人相似，恐其素习天主教，假借朝佛之名，希图暗中传教等语，所虑甚是。......夷人马吝今迂道赴西藏，显系托名朝佛，潜来窥伺。断不可任其久留藏中。”这样，曼宁便在1812年4月19日被迫离开拉萨。赵金秀後来也被充军到新疆伊犁。

（之五）“探险”为名的渗透活动

印度测量局

由于打开与拉萨的任何交通联系都一再遭到失败，外界对西藏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英印政府只能从定期往返于印度和拉萨之间的本地商人那里收集一点少得可怜的情报。反而从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馆与俄国的报纸中却可以提供较多的消息，可是这些消息经常被证明是十分不可靠的。

这样就产生了对西藏的“探险”活动，这些“探险”的涉及面很广，包括了各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西藏的地理及各种资源的重要情报。

此外，当时的西藏也是地图绘制者无法涉足的领域，因而在所有的地图上，西藏是一片空白，仿佛是被大雪覆盖了一样。1862年，英印政府的印度测量局（一个政府特务机构）在托马斯?乔治?蒙哥马利上校任局长的时候便开始考虑对西藏进行测量的问题。

为了这个目的，印度测量局曾经训练过130个印度人。他们乔装成僧人、商人和朝圣者在西藏旅行。他们的真正使命是进行地理测量，同时用念珠和转经筒作为伪装。他们的念珠不是通常的108粒，而是整100粒，是在朝圣时用以计算步数来确定距离的；同样藏在转经筒中的亦不是写满经文的纸卷，而是各种测绘工具。

班智达一号

在印度测量局受到训练中的一个出色的侦探是南.辛格（nain sigh），其代号是“班智达第一”。（注：在藏文中，“班智达”是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班禅活佛称号中的“班”就是“班智达”的简称。）辛格是一名英藉印度人，原先是一名学校教师。

辛格被印度测量局选中后，主要是进行两项训练，第一项是反复测量、训练步行，使之无论在山上、山下或平地，都保持一致的距离，辛格每步的距离是三十三英寸。然后，他学会用念珠来精确计算一天之内或两个界标之间步子的总数。前面提到一般的念珠有108粒，而特殊的100粒的念珠则是为了数字计算上的方便，每走一百步，拨过一粒珠子。念珠循环一遍则记录下一万步。辛格每步行一英里需要两千步，因此一万步则表明了他走了５英里。

另外第二项训练，即不仅仅利用佛珠而且还利用嘛呢轮（转经筒），装有秘密的拉手，可以打开铜轮，将他记录下来的路线笔记及其它情报的纸卷放入或取出。以后经过改进，指南针也可以隐蔽地放在里面，他在装作祈祷时同时记下地形方位。六分仪则藏在旅行箱的特殊夹层中，温度计则放在挖空的棍棒里。

这些人进入西藏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一旦被发现后都难逃厄运，包括那些帮助过他们的西藏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探险”的英国人

从烟台条约之後，还有一批批英国人陆续以“探险“的名义来到西藏。据记载：1877年就有英人吉为利由成都动身到西藏，还有英人贝德禄亦由四川赴打箭炉，西康转入云南。

1891年英上校鲍威尔（bower）由拉达克列城进入阿里，潜入羌塘，企图前来拉萨，行至腾格海被藏人阻止，令其由原路返回，而他却偷偷去了昌都和打箭炉。

1895年英人李代儿(littedale)与其妻和另一英人胡来奇(fletch)由青海东部翻越阿克塔进入羌塘,到格林湖亦被藏人阻止,乃西折由阿里返回拉达克。

1896年英骑兵队长德赛(deasy)同英人派克(amold　pike)随同一名印度人由拉达克潜入阿里，他们测绘了近24,000平方英里面积的地形，在日土宗受到藏官的阻止才返回列城。德赛在1898年又作第二次探险，由新疆叶尔羌南下在日土宗西北测绘了大片土地并深入帕米尔高原。

1897年，另一名自称画家的南道尔(landor)也深入了阿里地区，虽然受到藏官的扣押并遣送出境，但他仍测绘了近12,500平方英里面积的地形。

（之六）马可伦事件

烟台条约

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对华的目标是打通贸易的通道，对于西藏的政策也是与此配合的。英国计划打通三条通商道路：1、缅甸----云南；2、克什米尔----新疆；3、印度----西藏----四川。

英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为英国人取得了可持照前往我国内地游历的权利。根据此约，英国派出了马嘉理（a.r.margarry）去探测缅甸?d?d云南商道。

1875年，马嘉理行至滇边时，被云南的腾越人杀死。英国借口这个事件，向清政府进行恫吓。结果清政府派李鸿章为代表，于1876年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缔结了《烟台条约》。其中一个条款就是允许英国组织进藏的远征：

“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

拒绝洋人入藏

噶厦政府接到洋人入藏“考察”的咨文後，召开前後藏僧头人会议讨论，一致反对洋人入藏，并具了甘结（注：即向上司提出了表示愿意承当某种义务和责任的文件，如果不能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由达赖、班禅二领衔，给驻藏大臣上了公禀，要求转奏清朝皇帝，文中提到：

“……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入藏，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藏，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拚命相敌，谅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佛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西藏人之所以拒绝洋人入境，其理由归结起来三个：1、无先例。2、性情不合。3、宗教不合。最重要的是，英国对于印度、锡金及不丹的吞并和侵略，已使人们对英国深感疑虑。

1880年，英国人曾冒险进到西康巴塘地方，结果“藏中番众一闻洋人入境，哗然聚兵拦阻，情势汹汹，时驻藏大臣恐其酿成事端，派夷情部郎主事开泰，带领僧番官大员，驰赴巴塘，妥为开导。……”（丁宝桢奏牍）英国人看到情势确实严重，才暂时放弃了这次行动，所派人员由巴塘改道云南转往印度，另谋入藏的道路。

马可伦使团受阻

1885年，英国又组成了由英印政府秘书马可伦（c.macaulay）为首的使团。又据《西藏通览》载称：“一八八五年，印度民政厅吏员科尔曼.马可伦，得本国政府许可，欲游拉萨，向清政府请求旅行护照，马可伦从北京、伦敦间两面周旋後，卒向清国总理衙门发给旅行护照，并得种种利益之许可，马氏更欲铺张其行，结连多数学者，拟到西藏考察矿脉，……”

1886年马可伦由哲孟雄（锡金）进入西藏的康巴宗（班禅的范围），宗本（地方长官）阻止他前进，这样他们便在康巴宗相持了数月。

1885年11月，英军占领了全部缅甸领土，後在北京与清政府缔结了《中英缅甸条约》，关于西藏问题在《中英缅甸条约》的第四条中，作了如下规定；

“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专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

中英关于缅甸的条款签订以後，英印政府即将马可伦从西藏康巴宗撤回，暂时停止入藏“考察”。

（之七）第一次侵藏战争

藏军在隆吐设卡

英国人在马可伦入藏受阻之後，随即着手积极经营哲孟雄（锡金），作为侵略西藏的基地。由于哲孟雄人和西藏人语文相同，也信奉黄教，两地关系原很密切。英国的活动，自然引起了西藏地方的戒备心理与自卫措施。

1886年，噶厦政府派藏军一部，在原属西藏後来给了哲孟雄的隆吐地方，建立了卡房，一方面是阻止藏人与英人通商；另一面也为了防止英人强行入藏“考察游历”。西藏人之所以采取这一强硬行动，是把英国解散马可伦使团误认为一种软弱的表现。

藏军在隆吐设卡後，英国即在1886年12月29日向北京清政府提出“抗议”，1887年英国驻华公使华尔森又提出照会，施加压力，限令藏军在1888年以前撤退。当时的清朝政府实行对外屈服的政策，也命令驻藏大臣文硕通知西藏噶厦、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和札什伦布寺，要他们接受英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撤除在隆吐山口构筑的防线。

清政府的命令遭到了西藏方面的反对，拉萨三大寺、札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上了一道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驻藏大臣文硕同情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多次上书、致函，一再说明英国侵略中国的事实和意图：

“洋人在藏通商，其势难图厚利，……即此察其注意之隐衷，迨非仅为通商而已也，形迹可疑，亦无怪藏番之坚持力拒，盖为保护黄教正宗，保全山川灵气，本非毫无情理，似亦未可尽斥而非之。”1888年2月，清朝政府对文硕予以“申斥”，责备他“殊属昧于事情，不顾大局。”三月，清朝政府下令将文硕予以“革职”，说他“并不懔遵谕旨”，“殊属胆大妄为”。同时任命长庚为驻藏大臣。

隆吐山战役

1888年3月20日英军向隆吐防线发动了进攻，由于英军用的是新式武器，而藏军用的还是弓箭刀矛和火枪，甚至咒语和及占卜，优势显然在英军方面。虽然藏军进行取英勇的抵抗，但是损失惨重，隆吐防线被英军攻占。

隆吐失守後，噶厦下令征调前後藏及康区各地民兵前往增援，每一批军队在经过拉萨开往前线之时，十三世达赖亲自给每一战士摸头，并赐予护身符、标帜、衣物等。同年六月，藏军三千人向隆吐举行了反攻，这次伤亡更大，仍被打败。

对于这次战争，日人所著的《西藏通览》中有如下评述：“……英古那哈姆将军督兵攻之，损伤甚少，大破藏人，假使藏人此时稍有普通武器，必不为英人所破也”，“……炮兵藏人视为最大劲敌，故英军炮弹坠裂藏军中央，全队立乱，溃走不遑。”

《藏印条约》

抗英战争失败後，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执行清政府的对外屈服政策。于1890年2月20日自大吉岭前往加尔各答，在2月27日与印度总督兰士顿签订了中英关于西藏的第一次条约?d?d《藏印条约》，1893年10月28日，中英又签订了《藏印续约》。

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西藏亚东开为商埠，印度派员驻扎；英国在亚东享受贸易特权，英商免纳进出口税；英人在该地享有领事裁判权；藏人在哲孟雄（锡金）境内游牧须受英国所订游牧章程限制。

这两个条约是清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与英国进行外交的一次重大失败，这两个条约承认了英国对哲孟雄的占领，打开了英人入藏的门户，为英国对西藏的进一步侵略形成了条件。条约虽然签立，但该条约并没有得到实际上的承认和实行，事实上，此次条约已证明毫无效用，西藏人民从未承认之，而中国当局又完全无力强制藏人也。